在朱元璋称帝之前，关于都城的选择曾有过许多激烈的争论。起初，南京仅仅是一个临时的都城。其实，开封，旧时的汴梁曾是最早的备选之地。然而，经过详细的考察后，发现开封的繁华早已不复存在，于是朱元璋决定暂时定都南京，并将开封定为北京作为陪都。然而到了洪武十一年，陪都的地位最终被废除，南京的首都地位才得以稳固。 在南京定都后，朱元璋并未立刻心安，反而产生了将都城迁至濠州（即今天的凤阳）之念。洪武六年以后，许多国家级的礼仪都已经迁至凤阳。然而，朱元璋最终还是决定把都城正式定在应天（南京），并于洪武十一年将南京的首都地位正式确立，尽管他对这一决定并不完全满意。此后，朱元璋甚至一度有了定都西安的想法，可惜太子朱标的去世让他对这一计划失去了兴趣。至此，西安的可能性彻底消失。让人疑惑的是，朱元璋为什么没有选择定都在元大都——也就是如今的北京呢？

许多人认为，《明史》是清朝故意污蔑明朝的历史著作，但实际上，清朝对朱元璋的形象保护还是很有分寸的。例如，《明史》中明确将南京与凤阳并列为首选之地，根本没有提到北京这个选项。然而，事实上，早于《明太祖实录》的《皇明宝训》与《明史》的表述差别甚大。 在《皇明宝训》中，朱元璋明确表示：今天的北京（即北平）并非理想的都城之选。他说：若就建业北平现成宫室，虽曰暂省民力，然皆地非中土，亦非长治久安之道。 这番话出自当时元朝降臣的建议。朱元璋在做出定都决策时，曾征求这些降臣的意见。在《明史》中，这些元朝降臣被称作老臣，而历史的描写则显得更加客观和严谨。

《明史》借鉴了《太祖实录》，而《太祖实录》在三次修订后，将都城的备选地点列为南京与凤阳并列，其他备选地点并未详述。细究起来，这样的历史记载，显然充满了某些补救之意。朱元璋试图通过这种方式，提升自己的形象，并掩盖某些历史细节。 《皇明宝训》是朱元璋在位时亲自主持编纂的，其内容不仅仅是关于历代帝王的训示，更包含了许多关于国家治理和政策的深刻见解。书中记载了关于都城选址的具体讨论，朱元璋询问了许多元朝降臣，关于不同地点的优劣。有人提到关中地区的险固，认为可以作为都城；有人提到洛阳，称其地理位置居中，四通八达；也有人提到北平，认为现成的宫室可以节省民力。然而，朱元璋却认为，虽然这些建议看似合理，但在中原一带，历经多次战乱，生灵涂炭，如果在这些地方定都，必将耗尽江南的资源，而无法实现长治久安。 朱元璋更倾向于选择凤阳，因其地势险要、江水环绕，易于防守，且适合长期发展。他在《皇明宝训》中明确指出，凤阳周围的地理条件十分优越，易于守卫，又能保证水源的供应。这一点，也在他后来的决策中得到了体现。 然而，随着岁月的流逝，北平逐渐被历史遗忘。在朱元璋看来，北平的历史角色早已发生了变化。自从石敬瑭割幽云给契丹后，北宋便放弃了收复幽云的历史责任，而到了朱元璋时期，竟然认为北京非中国之地。更让人感慨的是，曾经是汉族与其他民族对抗的最前沿阵地的北京，如今却在朱元璋心中失去了重要性。

朱元璋对凤阳的感情极为深厚。为了表达对故土的眷恋，他时常发布旨令，免除凤阳的税赋。在洪武十六年，他下令将凤阳府永远免除赋税。对于朱元璋来说，凤阳不仅仅是一个地理位置，更承载了他对故土的情感和他对家国的期许。 凤阳定都的计划实际上从洪武二年就开始了。朱元璋下令从江南、山西等地调集富裕的商人和资源，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兴建皇陵和宫殿。为了确保工程顺利进行，朱元璋还特地从全国各地调集了大量的工匠。尽管如此，这些工匠并没有得到足够的报酬，工作的艰辛也导致了不少不满和反感。

到洪武八年，凤阳的宫殿和其他建筑工程已接近完工，朱元璋准备正式将都城迁至此地。为此，他还发布了相关的诰书。然而，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李善长突然报告称，建造工人们因为待遇过于苛刻，已经开始使用各种符咒和镇物，以表达他们的不满。朱元璋得知此事后大怒，命令彻查此事，并威胁要将所有参与工程的工匠全部处决。 在李善长的报告中，他特别提到木匠们的参与，认为他们在工程中使用了镇物。于是，朱元璋决定严惩木匠们。然而，幸运的是，铁匠和石匠们并未参与此事，得以幸免。这一事件最终也成为了历史上明初四大案之一。

凤阳的定都计划虽然未能实现，但朱元璋对这一项目的执着，及其背后体现出的政治理念，仍然为后人所津津乐道。而此时的李善长和刘伯温等人则显得有些心满意足，他们并未意识到更大的惩罚即将降临。而朱元璋的严苛治理和政治手腕，也在接下来的明初四大案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