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国家灭亡的标志是什么？ 有些人认为，一个国家的灭亡标志着皇帝死去或被俘，或是将士们集体倒戈投降，但历史学界并不这样看待。 从学术角度来说，国家灭亡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亡国，另一种则是亡天下。 亡国这一概念最早是由西汉的学者戴圣提出的。在《礼记·檀弓下》中，他讲到晋献公的丧亡时说过这样一句话：秦穆公使人吊公子重耳，且曰：寡人闻之，亡国恒于斯，得国恒于斯。 这句话的意思通俗一点说就是，亡国是指皇帝改姓换号，政权更替，但依旧属于同一文化体系的变迁。

亡天下则更为沉重，它指的是天下大乱，整个民族甚至可能遭到种族的毁灭。这一概念由明末清初的顾炎武提出，他在《日知录·卷十三·正始》中写道：亡天下则指道义沦丧，民族沦亡。显然，亡天下比亡国更为悲惨，背后折射的是一种文化、道德乃至民族的彻底崩溃。 结合历史背景来看，明朝的灭亡可谓是一场典型的亡天下。 李自成和刘宗敏攻占京畿后，明朝的官员们竟然迅速洗净面庞，穿上整齐衣服，排队迎接闯王。要是说这一幕还能看作是良禽择木而栖的亡国表现，那么李自成之后，明军的种种表现便无可置疑地是亡天下的象征。 相比宋朝，明朝的灭亡有着截然不同的景象。宋朝所面临的敌人实在太过强大，辽、金、西夏的力量比后金强大得多，而明军在数量和战斗力上远超当时的宋军。但即便如此，明军在对后金的作战中，依然出现了一个接一个的投降事件，甚至成为了一种风潮。从今天的角度看，这种投降可能有助于民族的大融合，但放在四百年前的历史背景下，这无疑是亡天下的信号。

在明朝灭亡的过程中，许多事情都显得异常戏剧化。 李自成在京畿一带兵败后，带领大军撤退，试图前往西安。清军紧追不放，多铎与阿济哥两路大军合围了大顺军。李自成和刘宗敏商议之后决定，西安也不是长久之计，最终选择放弃西安，经过蓝田、商州，进入武关，计划退守至河南的内乡，最终想要安定在襄阳。 襄阳作为李自成的大顺政权的根基，他认为自己能在这里找到更多的支持与安全。然而，清军并未给大顺政权喘息的机会，一直追击到江西九江。李自成最终不得不放弃襄阳，计划抢占南明弘光政权控制的江南地区。到了1645年春，李自成带着二十万大顺军和三十万家属，约五十万人的庞大队伍开始浩浩荡荡地离开襄阳，奔向汉川和沔阳。 大顺的庞大队伍在一路行进中，震慑了不少地方势力，包括武昌的左良玉。左良玉，虽然号称有八十万兵力，却根本不敢与李自成正面交锋。为了避开李自成，他谎称南明太子案的疑点重重，打出了清君侧的口号，带领八十万兵力撤离武昌，直奔南京。而李自成，则一路追击左良玉，三方势力竞相向南京推进，几番曲折争斗，最后，李自成的命运却是悲剧性的。

李自成最终死于九宫山，成千上万的大顺军也随着领导人的陨落而四散，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左良玉死于九江，军队的领导层完全崩溃，他的儿子左梦庚接手了八十万大军，但接下来的局面更加复杂。左梦庚与他的一众将领，原本信心满满，却最终作出了令人震惊的决定——带领八十万大军主动向清军投降。 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这时的清军人数不足两万，而左梦庚的八十万大军却选择集体投降。这一幕震惊了历史学家，也在当时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南明的军队，见左梦庚的八十万大军都投降了，也纷纷丧失了抵抗的勇气，许多人选择逃跑，剩下的守军几乎不再有抵抗力，最终清军不费吹灰之力攻陷了归德城。 继而，清军迅速南下，占领了扬州、泗州、徐州等地，直逼南京。扬州的守将史可法孤军奋战，拼尽全力守卫了仅仅一天。扬州城最终沦陷，史可法殉国。扬州城中的明民超过八十万，清军在夺取扬州后，进行了惨绝人寰的屠杀，史称扬州十日屠城，八十多万明民在血海中死去。

在这场混乱中，许多曾经的明朝忠臣，包括高元照、李本深、李成栋等人，也纷纷投降了清军，人数达到二十余万。南明的弘光政权最终在南京城中彻底崩溃，随即，镇江失守，清军过江，南明政权的终结成了历史定局。 看过这些历史，我们不禁感慨，纵观整个历史长河中的各个王朝，鲜有一个王朝是亡于外部压力。即便是强如匈奴，也未曾撼动大汉根基。即便是面临辽、金、西夏等强敌的宋朝，也维持了三百多年之久。大多数王朝的灭亡，更多的是源自内部的动荡与腐败。 明朝的最后几年，正是这种内乱的典型表现。清兵攻入明朝时，百官纷纷争相投诚，甚至一些先前对北方清军的誓言，也不值一提。曾经的文武百官，在清兵来袭时，所思所想的不是如何抵抗，而是如何与清军暗通款曲，期望能够争取一官半职。那些文人和大臣们，膝盖软得像棉花一样，脸皮比铁还厚，已经毫无气节可言。 这样的情景，哪里是亡国的象征？明明是亡了气节，亡了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