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358年的元宵夜，元大都的皇宫里灯火通明。顺帝妥懽帖睦尔正在欣赏十六天魔舞，宫女们戴着象牙佛冠，披着缨络，在飘渺的乐声中翩翩旋转。这位大元天子不会知道，此刻距离大都三千里外的应天府（今南京），一个五年前刚脱下袈裟的人，正对着地图沉思——他叫朱元璋。

大都城里的王公贵族还在用西域进贡的葡萄酒互相祝酒时，江南的稻田里已经插满了红巾军的旗帜。这个曾经横跨欧亚、令威尼斯商人马可·波罗惊叹的庞大帝国，正在经历它最后的十年。就像一座外表华丽内里蛀空的大厦，看似巍峨，实则一阵大风就能让它轰然倒塌。

让我们走进这风云激荡的十年，看看一个乞丐出身的淮西汉子，如何一步步终结这个征服过四十余国的王朝。这段历史里，有英雄的崛起，有枭雄的陨落，更有许多被正史轻轻带过、却在民间口耳相传的生动细节。

1358年：遍地烽烟中的两个世界

这年正月，大都城里张灯结彩庆元宵的奢华，与城外的景象形成了讽刺的对比。由于漕运被起义军切断，大都粮价已经涨到“斗米银三两”——这是平常年份的十倍。中书省的官员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而宫廷里却还在筹备着新一轮的佛事。

此时三十岁的朱元璋在做什么？他刚攻下皖南重镇婺源。这个曾经的放牛娃、乞丐、和尚，此刻已经显露出过人的政治智慧。与其他起义军领袖不同，朱元璋每攻下一地，必做三件事：第一，开仓济贫；第二，严肃军纪，明令“掠民财者死”；第三，访求当地读书人。

有个细节常被忽略：朱元璋在婺源拜访了一位叫范常的老儒。两人见面时正值大雪，朱元璋脱下自己的貂裘披在范常身上——这个动作被当地百姓传为美谈。后来范常成为他重要的谋士之一。这些看似微小的举动，实则是朱元璋深谙“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明证。

而在北方，元廷内部正上演着令人唏嘘的戏码。丞相脱脱在1354年镇压张士诚时功败垂成，被政敌陷害削职，流放云南。这位曾经励精图治的名相，在途中被毒酒赐死。脱脱之死标志着一个转折：元朝最后一位有能力挽狂澜的大臣消失了，朝廷彻底陷入党争和内耗。

与此同时，一个叫毛贵的红巾军将领正做着惊人的事：他率领北伐军攻入山东后，居然在莱州搞起了“屯田制”，军队战时打仗，闲时种地，还兴办学校。这种建立根据地的做法，比朱元璋还要早。可惜毛贵后来被内讧所杀，否则历史可能要改写。

这年秋天，大都宫廷发生了一件事：顺帝突然迷上了“行房中运气之术”，整天与喇嘛厮混，朝政完全交给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和皇后奇氏。这对母子与权臣搠思监、宦官朴不花结成团伙，把持朝政。朝廷要职明码标价，一个御史台的职位能卖到三百两黄金。

有个流传民间的故事：这年腊月，大都城来了个游方道士，在闹市摆了个棋摊，棋局名叫“残山剩水”。有人认出他是多年前在终南山修行的张三丰。道士留下一句谶语：“真龙起淮泗，日月照金陵”，然后飘然而去。这个传说虽无正史可考，却反映了当时民心所向。

1359年：朱元璋的“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长江边上的应天府，朱元璋迎来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谋士——四十九岁的朱升。这个徽州老儒献给朱元璋九字真言：“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这九个字，成了朱元璋未来十年的基本战略。

“缓称王”尤其关键。当时天下群雄并起：徐寿辉在湖北称帝，国号天完；张士诚在苏州称诚王；方国珍割据浙东；陈友谅虽未称帝，但已掌控天完政权实权。只有朱元璋，直到1368年正式称帝前，一直用着“吴国公”这个相对低调的称号。

为何要“缓”？朱元璋自己后来对儿子们解释：“树大招风。张士诚称王，元廷派大军讨伐；陈友谅称帝，天下英雄皆以为靶。我默默积粮练兵，待他们两败俱伤。”

这年八月，朱元璋做了一件影响深远的事：设立“民兵万户府”。规定“民间壮丁，农时耕作，闲时练武，战时为兵”。这个制度不仅解决了兵源问题，更妙的是实现了“兵农合一”，军队能自给自足，极大减轻了百姓负担。

而在北方，元朝将领察罕帖木儿正展现他最后的军事才华。这位色目人出身的将领，在河南大败红巾军，收复汴梁。捷报传到大都，顺帝喜出望外，封察罕为河南行省平章政事。但朝廷的封赏背后是深深的猜忌——蒙古贵族不能容忍一个色目人功高盖主。

有件轶事：察罕帖木儿在开封府衙发现了一幅宋代留下的《中原山河图》，他凝视良久，对部下说：“大元得天下太易，故失天下也将不難。”这话传到朝廷，成为他日后被猜忌的伏笔。

南方的张士诚在做什么？这位盐贩出身的“诚王”，占领富庶的苏杭后，开始过起了逍遥日子。他建起了华丽的王府，广纳文人墨客，每日饮酒赋诗。张士诚有个特点：对读书人特别客气，但对百姓税赋极重。所以当时有民谣：“张王好客，客饱民饥。”

这年冬天，浙东方国珍给元廷送去了一份特殊的“贡品”——两百船粮食。这个海盗出身的割据者很精明，一面接受元朝的官爵，一面又与朱元璋暗通款曲。他的生存哲学是：“哪边风大往哪边倒”。这种首鼠两端的态度，最终让他失去了逐鹿中原的机会。

1360年：鄱阳湖前的暗流涌动

农历闰五月，应天府发生了一件改变历史走向的事：陈友谅率十万水师顺江东下，直扑朱元璋的老巢。这是两位枭雄的第一次正面碰撞。

陈友谅此人颇有传奇色彩。他本是渔家子，读过几年书，后来加入徐寿辉的红巾军。此人野心极大，手段狠辣，1359年他杀了天完政权丞相倪文俊，次年又杀徐寿辉，自立为帝，国号汉。民间传说陈友谅“目有双瞳”，相书说这是帝王之相。但他性格多疑，好杀伐，这点远不如朱元璋。

战前有个插曲：陈友谅派人联络朱元璋部下康茂才，约为内应。康茂才将计就计，写信给陈友谅约在江东桥会合。朱元璋在桥边埋伏重兵，结果陈友谅中计大败。这个故事《明史》有载，但民间版本更生动：说康茂才的老仆连夜渡江送信，途中遇到巡逻船，急中生智装成捕鱼人，才把信送到。

这一仗被称为“龙湾之战”。朱元璋以少胜多，陈友谅狼狈逃回武昌。但朱元璋没有追击，他说了一句很有见地的话：“友谅新败，必整军再战。若逼之太急，其众死战，反为不美。”这种对时机的把握，显露出他超越一般武将的政治眼光。

此时北方政局出现了微妙变化。察罕帖木儿收复山东后，威望达到顶峰。元廷不得不用他，又怕他成为安禄山第二。有御史弹劾察罕“专权自恣”，顺帝居然把奏折转给察罕看——这是典型的挑拨离间。察罕心寒，从此对朝廷若即若离。

这年秋天，大都宫廷上演了一出闹剧：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想逼父亲禅位，勾结丞相搠思监调兵入京。顺帝察觉后，双方军队在皇宫外对峙。最后由皇太后出面调解才罢休。这场未遂的政变让元朝中央权威扫地，各地军阀更加不听号令。

有趣的是，远在云南的梁王把匝剌瓦尔密（忽必烈后裔）听到消息后，说了这样一句话：“父子相争于内，群雄逐鹿于外，大元气数尽矣。”这位镇守西南的宗王开始暗中筹备后路，后来明朝大军压境时，他选择了投洱海自尽，这是后话。

江南民间流传着一个预言故事：说这年有游方僧在金陵街头唱偈：“朱衣真人坐龙庭，二十八宿列星辰。莫道金陵王气尽，重整山河另有因。”百姓不解其意，后来朱元璋称帝，徐达、常遇春等主要将领正好二十八人，应了“二十八宿”之说。

1361年：朱元璋西征与北方的崩塌

正月刚过，朱元璋做出重大决策：亲征陈友谅。出征前他在军中宣布了著名的《平伪周榜》（当时陈友谅国号汉，但朱元璋称其为“伪周”），文中痛陈陈友谅“弑主自立，残害生灵”的罪状。这篇檄文出自谋士陶安之手，写得很有水平，既占领了道德制高点，又动摇了敌军士气。

西征途中发生了件小事：部队经过池州时，有士兵偷了百姓的鸡。朱元璋下令将这名士兵斩首，并赔偿百姓十倍鸡钱。主帅冯国用劝道：“大战在即，斩士卒恐伤士气。”朱元璋回答：“民为根本。伤一民即伤我根基，岂可因小失大？”此事传开，沿途百姓箪食壶浆以迎王师。

八月，朱元璋军在江州（今九江）大破陈友谅。陈友谅弃城逃往武昌。这时朱元璋又做出了令人意外的决定：不追穷寇，而是回师东向，对付张士诚。他对将领们解释：“陈友谅如受伤之虎，尚能反扑；张士诚如守户之犬，不足为患。然虎在山林，犬在门前，当先除门前之患。”

这个判断极其精准。张士诚确实如“守户之犬”，满足于割据苏杭，并无大志。而陈友谅虽败，实力尚存，且性格桀骜，必会卷土重来。先打张士诚，既可解除后顾之忧，又能获取江南财富之地，支撑长期战争。

北方此时发生了惊天变故：七月，察罕帖木儿在益都（今山东青州）被降将田丰、王士诚刺杀。这位支撑元朝半壁江山的将领，死得极为突然。民间传说，察罕生前曾得一梦：白胡子老者赠他一把断剑。醒来后他闷闷不乐，果然不久遇害。

察罕之死对元朝是致命打击。他的养子扩廓帖木儿（汉名王保保）继任其职，但威望不足以服众。元朝内部军阀开始互相攻伐：孛罗帖木儿驻军大同，与扩廓争权；李思齐、张良弼等汉人军阀割据关中，不听调遣。大都的诏令出不了京畿，元廷彻底失控。

有个细节：察罕死后，他的旧部在益都城外建了座衣冠冢。墓前石碑刻着一行字：“生于西域，死于东土，不负大元，不负苍生”。这句话道出了多少色目人将领的复杂心境——他们忠于元朝，但朝廷始终视他们为外人。

这年冬天，高丽发生了一件与元朝命运相关的事：恭愍王宣布停用元朝“至正”年号，改用“洪武”（虽然此时朱元璋尚未称帝）。这个信号表明，连最忠诚的藩属国都看出了元朝将亡。高丽使者在大都看到宫廷还在演天魔舞，回国后报告：“元室如夜宴将散，歌舞愈狂。”

1362年：朱元璋的危机与转机

这年对朱元璋来说，是险象环生的一年。正月，他刚刚击败张士诚一部，后院却起火了：镇守洪都（今南昌）的将领祝宗、康泰叛变，投降陈友谅。

洪都是战略要地，控制着长江中游。祝、康二人叛变的原因很有意思：他们原是陈友谅部下，1361年投降朱元璋。朱元璋对他们不放心，派外甥李文忠去监军。李文忠年轻气盛，经常训斥二将，导致矛盾激化。这件事暴露出朱元璋集团的一个问题：嫡系与非嫡系将领之间存在隔阂。

洪都失守，意味着西大门洞开。陈友谅若乘势东下，朱元璋将腹背受敌。危急时刻，朱元璋展现了惊人的镇定。他先派徐达收复洪都，自己则亲赴安庆稳定军心。在安庆军前，他对将士们说了一句载入史册的话：“胜败兵家常事。今日失地，明日取之；今日叛将，明日擒之。有何惧哉？”

这句话传到陈友谅耳中，据说他长叹：“朱某器量，我不如也。”陈友谅的多疑性格此时又犯了，他怀疑祝宗、康泰是诈降，不敢重用，错过了最佳东进时机。

四月，朱元璋迎来了一位特殊客人：元朝户部尚书张昶。张昶本是奉旨来招安朱元璋的，结果被朱元璋留下。此人熟知元朝典章制度，后来为明朝制度建设立下大功。招安细节颇有趣：张昶见朱元璋时，先宣读圣旨，封朱元璋为“江西行省平章”。朱元璋笑问：“我若受封，可能保留兵马？”张昶答：“不可。”朱元璋大笑：“那我做这个平章何用？”

张昶被扣留后，起初绝食求死。朱元璋每日亲自送饭，与他谈论天下大势。某日大雨，朱元璋冒雨前来，衣履尽湿。张昶感动，终于归顺。这个故事说明朱元璋不仅会打仗，更善用人。

北方此时乱成了一锅粥。扩廓帖木儿与孛罗帖木儿在大原附近激战，双方动员兵力达二十万。而大都城里，顺帝、太子、皇后三方明争暗斗。太子甚至私调高丽兵入卫，引发朝野非议。有官员上疏痛陈时弊，被宦官朴不花当庭打死——元朝最后一点体面也荡然无存。

浙东方国珍这年干了一件投机事：他同时向元廷、朱元璋、张士诚三方进贡。给元廷的是珍珠珊瑚，给朱元璋的是战船，给张士诚的是丝绸。他的算盘是：无论谁得天下，都能保全身家。这种小聪明，最终让他失去了在乱世中做大的机会。

民间这年流传起一首童谣：“塔儿黑，北人做主南人客；塔儿红，朱衣人做主人翁。”说的是大都妙应寺白塔夜放红光的异象。这类谶谣在改朝换代前夕特别多，反映了人心的向背。

1363年：决定天下归属的鄱阳湖大战

四月，陈友谅举全国之兵——号六十万，实际约四十万——乘巨型楼船顺江东下，直扑洪都。这场决战将决定江南归属，进而影响整个天下格局。

洪都守将是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此人平时浪荡不羁，好酒色，关键时刻却展现出惊人的才能。他率领两万守军，硬是顶住了陈友谅八十五天的猛攻。有个细节：城墙被轰塌二十余丈，朱文正亲自率兵用树木、门板临时堵住缺口。最危急时，他把自己府中的金银抬上城头，宣布：“杀敌一名，赏金一两！”

七月，朱元璋亲率二十万水师来援。双方在鄱阳湖康郎山相遇，展开中国古代规模最大的水战。陈友谅的战船“高数丈，饰以丹漆，上下三层”，像移动的城堡。朱元璋的战船小而灵活，但火器充足。

八月二十六日，发生了戏剧性的一幕：朱元璋乘坐的指挥船搁浅，陈友谅部将张定边直扑而来。千钧一发之际，牙将韩成穿上朱元璋的袍冠，投水自尽，引开追兵。常遇春一箭射中张定边，朱元璋才得以脱险。这个故事《明史》有简略记载，民间版本更悲壮：韩成投水前高喊：“我为真主死，死得其所！”

次日，东北风起。朱元璋采纳刘伯温建议，用火攻。七条小船装满火药芦苇，顺风冲向敌阵。陈友谅的巨舰行动不便，顿时陷入火海。民间传说，点火前朱元璋向天祈祷：“若天命在我，请助顺风！”话音刚落，风向突变。这个细节虽带神话色彩，但反映了当时人对“天命”的重视。

鄱阳湖大战以朱元璋全胜告终。陈友谅在突围时被流箭射中眼睛，贯穿头颅而死，年四十四。他的太子陈理逃回武昌，次年投降。此战奠定了朱元璋江南霸主的地位。

北方这年发生了什么？扩廓帖木儿终于击败孛罗帖木儿，进入大都。他本可以挟天子令诸侯，却犯了个错误：强迫顺帝封自己为丞相。这个举动引起太子和朝臣反感，种下了日后被孤立的祸根。

有意思的是，远在漠北的北元宗室这年举行了秘密会议。一些有远见的王公提出：“中原不可保，当退守漠北，保持实力。”但大多数贵族舍不得中原繁华，决议“死守大都”。这个决定，让元朝彻底失去了退路。

张士诚在做什么？当朱元璋和陈友谅生死相搏时，他在苏州修建华丽的园林，还养了一班文人编了本《吴王佳话》。有幕僚劝他乘虚攻打朱元璋后方，他答：“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待两败俱伤，取之未晚。”这种坐山观虎斗的心态，注定了他成不了大事。

1364年：朱元璋称吴王与北方的分裂

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府自立为吴王，设置百官，但仍奉小明王韩林儿为帝，用“龙凤”年号。这个“缓称王”策略的最后一环，展现了他深谙“韬光养晦”的政治智慧。

有件事能看出朱元璋的谨慎：称王仪式上，他拒绝使用天子仪仗，说：“天下未定，岂可僭越？”只接受了王爵，服饰车驾一切从简。对比张士诚在苏州的奢华，高下立判。

这年朱元璋做了件影响深远的事：在南京创办“国子学”，选拔民间俊秀入学，由国家供养。他亲自题写校训：“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这个举措打破了元代“科举时行时废”的局面，为明朝储备了大量人才。

三月，朱元璋西征武昌，陈理出降。处理降君的方式很见胸怀：他封陈理为归德侯，赐第京师，后来还把他迁到高丽善终。对比陈友谅杀徐寿辉、元朝对失败者赶尽杀绝的做法，朱元璋的宽厚赢得了人心。

北方局势继续恶化。扩廓帖木儿虽然掌握大权，但李思齐、张良弼等关中军阀联合抗命，形成了“关陕集团”。扩廓派兵征讨，双方在陕西僵持不下。元朝最后一点能战之兵，就这样消耗在内斗中。

大都宫廷发生了一件荒唐事：顺帝沉迷于机械制作，在宫中建了座“龙舟”，机关巧妙，能在殿内水池自行游动。他还设计了自动报时的“宫漏”，高六七尺，有玉女敲钟、金甲神击鼓。这位皇帝若生在太平年代，或许能成为优秀的工程师，可惜他生在末世。

山东有个民间故事流传：这年某夜，曲阜孔庙的孔子像突然流泪。守庙人惊报官府，衍圣公孔克坚夜观天象，见紫微星南移，叹道：“天道南行，圣教将兴于江南。”第二年他就派儿子孔希学去南京拜见朱元璋。这个故事虽不可考，但反映了士大夫阶层对元朝的失望和对新朝的期待。

张士诚这年干了一件蠢事：他见朱元璋势力日大，居然主动向元廷请封，想借元朝名义对抗朱元璋。元顺帝封他为太尉，他欣然接受。这个举动让他彻底失去了民心——天下苦元久矣，你张士诚却去当元朝的官？

1365年：平江围城与元朝最后的机会

正月，朱元璋发布《平周榜》，历数张士诚八条大罪，正式东征。其中最重的一条是：“僭号改元，又降于元，进退无据。”——既自称吴王，又接受元朝封号，首鼠两端。

八月，徐达、常遇春率军二十万包围平江（苏州）。这场围城战持续了十个月，是元末最惨烈的攻坚战之一。张士诚凭借苏州坚固的城防和充足粮草，做困兽之斗。

围城期间发生了许多故事。张士诚的弟弟张士信在城头督战，居然还在饮酒作乐，结果被炮火击毙。守将熊天瑞发明了“飞炮”，用抛石机投掷火药罐，给攻城部队造成很大伤亡。朱元璋军中则用上了新式武器“襄阳炮”，这种回回炮改进型能发射百斤石弹。

有个感人细节：苏州被围日久，粮食断绝。张士诚的夫人刘氏将府中金银首饰分给将士，自己带着妾婢登上齐云楼，积薪自焚。死前她说：“吾终不负张王。”这位女性在史书中只有寥寥数笔，其刚烈却不输男子。

北方这年其实还有最后一次机会。扩廓帖木儿在山西击溃了关陕联军，若能乘胜南下，与张士诚东西呼应，或许能延缓元朝灭亡。但此时大都又出乱子：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怀疑扩廓有异心，怂恿顺帝削其兵权。扩廓一怒之下，率部北走大同，不再过问中原战事。

元朝最后的名将就这样离开了舞台。扩廓的选择很复杂：作为色目人，他在蒙古贵族中受排挤；作为汉化很深的将领，他又不被汉人完全接受。后来他在漠北坚持抗明二十年，被朱元璋称为“天下奇男子”，这是后话。

浙东方国珍见大势已去，这年主动向朱元璋献上三郡之地。但他耍了个心眼：只交土地，不交战船。朱元璋识破他的意图，派汤和、廖永忠水陆并进。方国珍逃到海上，次年被俘。朱元璋居然没杀他，还封了个闲职——这份胸怀，确实非常人能及。

高丽这年发生政变，亲元派被推翻，新王王颛全面倒向朱元璋。这意味着元朝失去了最后一个忠实的藩属。有趣的是，高丽使者来南京时，带来了人参、貂皮，还有一本《朱子家礼》。朱元璋很高兴，说：“夷狄慕华风，此盛世之兆。”

1366年：小明王之死与北伐决策

这年对朱元璋集团来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讨伐张士诚进入最后阶段，二是名义上的君主小明王韩林儿意外身亡。

先说韩林儿。他是红巾军创始者韩山童之子，1355年被刘福通拥立为帝，国号宋，年号龙凤。朱元璋在名义上一直奉他为主。十二月，朱元璋派廖永忠接韩林儿从滁州来南京，船行至瓜步山（今江苏六合附近）沉没，韩林儿溺死。

这件事成了历史疑案。《明史》含糊地说“船覆而崩”，但民间一直传言是朱元璋授意。有个细节值得玩味：廖永忠后来在封赏时，朱元璋特意不给他公爵，说“尔使人窥朕意，欲封公爵，故杀林儿”。既撇清了自己，又压制了廖永忠。帝王心术，深不可测。

韩林儿之死，扫清了朱元璋称帝的最后障碍。但他仍然不急于登基，而是开始筹划更宏大的战略：北伐。

北伐决策的过程很有意思。多数将领主张先取福建、两广，巩固南方后再图北方。朱元璋力排众议：“元都孤立，已失人心。我若先取南方，则北方得以喘息，重整旗鼓。当乘其内乱，直捣大都。”

为证明北伐可行，朱元璋算了一笔账：元朝能战之兵，扩廓在山西，李思齐在陕西，彼此猜忌；中原空虚，守将多是贪生怕死之辈。“以我百战之师，攻彼乌合之众，如秋风扫落叶。”

这年冬天，朱元璋做了三件准备工作：第一，命徐达在常州训练骑兵，适应北方作战；第二，派人潜入北方绘制详细地图；第三，发布《谕中原檄》，这篇由宋濂执笔的檄文提出了著名的口号：“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檄文中有一段很巧妙：“如蒙古、色目，虽非华夏族类，然同生天地之间，有能知礼义，愿为臣民者，与中夏之人抚养无异。”这既争取了汉人支持，又安抚了非蒙古族群的色目人，分化了元朝统治集团。

北方此时是什么状况？扩廓帖木儿和李思齐还在山西对峙，两人都把对方视为主要敌人，完全无视南方的威胁。元顺帝则忙于修建“百花宫”，里面养了数百名西域美女。有大臣进谏，反被杖责。朝中流传一首诗：“大都城头日欲昏，百花宫里舞正酣。不知江左旌旗动，已报朱军过淮川。”

1367年：三路北伐与元朝的最后挣扎

十月，朱元璋正式下达北伐命令。兵分三路：中路徐达、常遇春率主力二十五万，由淮河入黄河，直取大都；东路由李文忠出山东，牵制元军；西路由冯胜出潼关，防止关中元军东援。

北伐军的纪律严明到令人惊讶的程度。徐达发布军令：“所过之处，不杀不掠，不毁民居，不掘坟墓。”有士卒偷了百姓的锅，被当众斩首。这种秋毫无犯的作风，与元军形成鲜明对比。

有个细节：北伐军经过山东时，许多县城不战而降。当地百姓说：“闻王师至，如大旱之望云霓。”甚至出现了百姓自发为明军运粮的场景。得民心至此，焉能不胜？

十二月，徐达军抵达济南。守将朵儿只居然是开城投降的。此人原是扩廓部将，因受排挤而怀恨。投降时他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元室待我如犬马，朱公待民如赤子。犬马岂能与赤子为敌？”

大都此时才如梦初醒。顺帝急令扩廓、李思齐率军勤王。但这两位仇人互相推诿，谁也不愿先动。扩廓甚至说：“陛下若斩李思齐，臣即刻发兵。”朝堂之上，君臣相顾无言。

危难时刻，有个叫朴赛因不花的宦官站了出来。这个高丽人自请率最后的三万“怯薛军”（皇家卫队）出战。他在涿州与徐达前锋遭遇，全军覆没。朴赛因不花被俘不屈，徐达敬其忠义，欲放他走。他说：“臣事一主，岂可事二君？”自刎而死。元朝百官不如一宦官，可叹。

张士诚的结局也在这年到来。九月，平江城破。张士诚闭门自焚未遂，被俘后押往南京。朱元璋亲自劝降，张士诚始终一言不发。最后绝食而死，年四十七。平心而论，张士诚为人宽厚，在苏州颇得民心，但他缺乏雄才大略，终非真龙。

值得一提的是，这年朱元璋颁布了《大明律》草案，还下令各地恢复科举。一边打仗，一边制定法律、选拔人才，这种“文武并举”的做法，显示出他不仅是军事家，更是政治家。

1368年：王朝的更替

正月初四，朱元璋在应天府即皇帝位，国号大明，年号洪武。这位四十岁的放牛娃、乞丐、和尚，终于走到了权力的顶峰。登基大典上，他祭告天地时说的第一句话是：“臣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乱，为众所推……”

这句话既谦虚，又暗含深意：“为众所推”强调得位之正，“淮右布衣”拉近了与百姓的距离。比起那些自称神裔的帝王，朱元璋的开场白确实高明。

同月，徐达军攻占汴梁。二月，常遇春取德州。北伐势如破竹。关键之战发生在三月：扩廓帖木儿终于率军来援，在太原与徐达对峙。徐达夜袭敌营，扩廓只率十八骑逃往甘肃。此战后，北方元军再无抵抗之力。

闰七月，明军抵达通州，距大都仅四十里。顺帝在宫中召集群臣，商议对策。有人主张死守，有人主张迁都西安，还有人说该回漠北。最后顺帝说了一句：“今日岂可复作徽、钦？”——指的是北宋徽、钦二帝被金人俘虏的耻辱。

七月二十八日夜，顺帝携后妃、太子及百官开健德门北逃。逃得很匆忙，连传国玉玺都忘了带（后来在沙漠中找到）。元朝在中原的统治，就此终结。

八月初二，徐达军从齐化门进入大都。特意选择这个门，因为“齐化”谐音“气化”，象征元气更新。明军入城后，封府库、禁掳掠，大都秩序井然。许多市民早上开门，才发现城头已换了大明旗帜。

徐达做了一件很有象征意义的事：将元朝皇宫的主要建筑全部保留，只拆除了“文明殿”——因为这是元帝举行登基大典的地方。既显示胜利，又不毁前朝文物，这个度把握得很好。

北逃的元顺帝一行人，此时正在居庸关外的荒漠中艰难前行。据说途中遇到大雨，临时帐篷漏水，顺帝的龙袍都湿了。他苦笑着说：“我今日始知游牧生活。”这位生长在深宫的皇帝，终于体验了祖先的游牧生活，可惜是在逃亡路上。

从1358年到1368年，这十年间发生的故事，让人感慨万千。一个横扫欧亚的庞大帝国，最终被一个乞丐出身的淮西汉子推翻。这中间有多少偶然，又有多少必然？

朱元璋的成功，固然有时势造英雄的成分——元朝腐败、内斗、失尽民心。但更重要的是他个人的特质：善于学习，从战争中学习战争，从失败中总结经验；善于用人，文有刘伯温、李善长，武有徐达、常遇春；更难得的是，他有长远的战略眼光，“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九字方针，贯穿了整个创业期。

反观元朝，失败的原因很多：民族政策失当，将百姓分四等，制造对立；治国无方，九十多年未建立有效的官僚体系；统治集团腐化，从皇帝到贵族醉生梦死。但最致命的是失去民心。当百姓在饿死边缘挣扎，大都宫廷还在演天魔舞时，这个王朝的气数就已经尽了。

应天府的钟声依旧，大都城的宫阙犹存，只是主人换了。一个新的时代，在1368年的晨曦中，拉开了序幕。而这一切，距离那个在皇觉寺敲木鱼的小和尚，不过十五年光景。十五年，从草根到天子，这是朱元璋的传奇，也是那个风云激荡的时代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