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视剧《太平年》中，出仕五朝十帝的老臣冯道与吴越国胡进思的对手戏，不仅牵动观众心弦，也构成理解这段历史的重要线索。不过，在既有的宏大历史叙事中，钱弘俶背后的吴越国却常被简单带过。

作为五代十国时期的十国之一，地处如今江浙一带的吴越国相关史料相对分散，除了记载于史书，也铭刻于城墙、瓷器等物质上。比如，越窑瓷器在钱弘俶“纳土归宋”前后的盛衰变化，便足以成为一窥吴越政权对地区政治、经济影响力的历史窗口。在《太平年》热播之时，我们推送考古学者郑嘉励的这篇文章，从文物上，为我们揭开剧中那些曾经被忽视的吴越国史。

杭州城墙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深爱杭州风物，曾作《余杭形胜》诗云：“余杭形胜天下无，州傍青山县枕湖。”论山水之美，杭州甲于天下，论城市格局，只是南北并列的两座小城，南为凤凰山东麓的州城（子城），北为宝石山脚下的钱唐县城。州城和县城，南北相望，互不相连。至于双城之间的大片土地，即今日之杭州主城区，对不起！钱塘江的咸潮，不时袭来，地多咸卤，即使在白居易刺杭的长庆年间（821-824），依然不宜人居。

唐大顺元年（890），钱镠统治杭州之初，以子城（即稍后的吴越国王宫）为中心，修建夹城，在子城西、北、东方向，翻山穿岭，加筑了一圈超大型的瓮城。景福三年（894），唐授钱镠为镇东军节度使，钱氏割据局面正式形成。钱镠又着手修筑大城（罗城），将子城、夹城、钱唐县城和“主城区”，一并包罗在内。

杭州筑城史，是先完成南北两头，再连接中间，故而呈现为南北两头较粗、中间略细的腰鼓状，故称“腰鼓城”。钱镠所筑腰鼓城，奠定了后世杭州城的基本格局。

吴越国的杭州罗城，与南宋临安城的外城大致重叠。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在上仓桥等地发掘的临安城城墙，都可证实吴越国和南宋城墙的相互重叠。宋室南渡后，杭州成为全国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行在”临安府，虽行“京师”之实，却无帝都的框架格局，只在吴越国形成的城市基础上，踵事增华而已。

将台山上的吴越国罗城遗址。

钱塘江捍海塘

后梁开平四年（910），钱镠已为中原大朝册封为“吴越王”，割据两浙的局面已然巩固。为解除钱塘江对杭州城的威胁，决定修筑海塘。

在今天的杭州建国路、江城路、复兴路至六和塔一线，钱镠将巨石装入竹笼，沉于东城墙外，作为堤坝的基础，外侧竖立成排的巨木，其上则夯土筑塘。1983年，建造凤山铁路道口的江城路立交桥工地和2014年江城路平安里的考古发掘，都曾发现五代吴越捍海塘遗址。

海塘竣工后，《吴越备史》称“（杭州）城基始定，其重濠累堑，通衢广陌，亦由是而成焉”。言下之意，有了固若金汤的捍海塘，杭州才有可能发展成人烟繁茂的大都会。

想当年，罗城完工时，钱镠踌躇满志，认为“千百年后，知我者以此城，罪我者亦以此城”。事实证明，正因为钱镠的城市建设，又经过吴越国“三代五王”的长期经营，杭州终于后来居上，赶超浙西的苏州和浙东的越州，成为两宋时期的“东南第一州”，杭州人至今感念钱镠修筑城墙和海塘的历史功绩。

毫无疑问，钱镠是杭州最大的城市英雄。我认为，众望所归的杭州城隍，理应是钱镠，其次才是其他人，唐代的白居易，宋代的苏轼，或者今日杭州吴山城隍庙内供奉的城隍周新。

杭州平安里吴越国捍海塘遗址。

越窑秘色瓷

在五代乱世中，杭州和两浙地区的繁荣发展，离不开钱氏吴越国奉行的“善事中国，保境安民”国策。

善事中原是有代价的。为体现“事大”的诚意，需要定期不定期的进奉大朝，越窑青瓷是吴越国进奉契丹和中原大朝的主要方物之一。

9世纪以来，以慈溪上林湖为中心的越窑，工艺精进。用以进贡的瓷器，称为“秘色瓷”。吴越国在上林湖置官监窑，青瓷愈发精美，钱镠墓出土的141件越窑青瓷，器型丰富，类冰似玉，完美展现了材质、造型和釉色之美。

钱俶担任国王时期，随着后周和北宋王朝加快统一全国的进程，吴越国始“倾国而贡”。越窑臻于鼎盛，生产规模之大，海外销售范围之广，至此达到历史顶峰。该时期的细线划花青瓷，例如龙纹、莲花纹、鹦鹉纹、对蝶纹等，极其生动精美。苏州虎丘塔、北宋太宗元德李后陵出土的莲花香炉等器物，可以为证。

吴越国纳土归宋后，越窑盛极而衰。从宋真宗朝以后，越窑的发展颓势日趋明显，品质下降，逐渐退出海外市场，连在本地市场也竞争不过定窑和湖田窑，浙江北宋墓葬出土的越窑青瓷，数量远少于青白瓷。

纳土归宋前后的盛衰对比，可见吴越国政权对境内经济、文化发展的深远影响。瓷器虽属小道，仍不失为观察历史流变的一扇窗口。

钱王陵出土的越窑青瓷熏炉。

石窟造像

钱氏奉行“保境安民”国策，于外善事中原，于内扶持佛教，建寺立塔、开窟造像。年复一年，杭州遂成为名副其实的“东南佛国”。

吴越国佛教石窟几乎全部分布在西湖周边，包括圣果寺、资延院、石龙院、神尼塔、灵鹫院、石屋院、烟霞院、净慈寺、天龙寺、香严院等寺院造像，题材包括佛、菩萨、弟子、罗汉、高僧、天王、童子等，其中以白衣观音和十八罗汉最具特色。

弥勒造像组合趋于定式，如九曜山香严院、玉皇山天龙寺的一铺七尊组合，弥勒承袭唐代的倚坐佛像风格；净土信仰盛行，大量开凿西方三圣，如凤凰山圣果寺、飞来峰灵鹫院等；在烟霞洞口，出现杨柳观音和白衣观音相对而立的题材，白衣观音信仰为吴越国的创造，开启了观音中国化的新路径。

十六罗汉信仰流行于唐五代时期，石龙院十六罗汉造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十六罗汉造像实例。稍后，在十六罗汉的基础上，增加两位罗汉，创造性地组合成十八罗汉，并风行后世。吴越广顺三年（953）开凿的烟霞洞十八罗汉造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十八罗汉造像实例。

吴越国佛教与王权联系紧密，具有护国色彩，庇佑国泰民安。钱俶崇信佛教，尝谓“凡于万机之暇，口不辍诵释氏之书，手不停披释氏之典”。当位期间，修石窟，造经幢，刻经卷，大兴寺院佛塔——雷峰塔的建造，便是一例。

雷峰塔地宫出土阿育王塔。

雷峰塔及其出土文物

在西湖南滨的夕照山，为供奉佛螺髻发舍利，钱俶穷六年之功，建起雷峰塔。

据雷峰塔遗址出土的塔砖和佛经文物，可知雷峰塔筹建于公元971年，此时北宋与吴越国夹攻南唐的战事正酣。雷峰塔竣工于977年，距离纳土归宋不足一年。

塔成后，钱俶撰有“造塔记文”，将新塔命名为“皇妃塔”，皇妃是吴越国王妃孙氏的谥号。北宋朝廷追谥孙氏为“皇妃”，事在太平兴国二年（977）二月，则雷峰塔正式竣工可以准确限定在当年二、三月之间。

钱俶立国，谨小慎微，妻子均称“夫人”。开宝九年（976）正月，孙氏随同钱俶赴京朝觐，朝廷赐封孙氏为吴越国“王妃”，宰臣曾以“异姓诸侯王无封妻为妃之典”为由加以反对，宋太祖不听，执意赐予吴越国特殊恩典。

孙妃返杭后，不久辞世。据《十国春秋·忠懿王世家下》载，次年春二月，“（宋太宗）敕遣给事中程羽来归王妃之赗，谥王妃曰□□”。有意味的是，所有史籍均对孙氏的谥号阙而不书。吴越国除后，吴越故境内刻石，凡属年号或有僭越嫌疑的文字悉行铲除。孙氏谥号，史籍阙如，亦因僭越。据雷峰塔遗址出土的造塔记文残碑，可知孙氏谥为“皇妃”。宋太宗遣使“谥妃”之际，适逢新塔落成。

钱俶将新塔命名为“皇妃塔”，既为缅怀孙妃，更为彰显宋廷恩典。纳土归宋后，这个高调的名字，不合时宜，后世文献遂将“皇妃”改为“黄妃”，并传说钱俶为黄姓妃子建塔。其实，钱俶并无黄姓妃子。

雷峰塔地宫出土的主要文物，是内贮佛螺髻发的鎏金纯银阿育王塔（金涂塔）。从975年开始，钱俶效仿阿育王造八万四千塔故事，制造八万四千金涂塔，颁布境内。至今存世甚多，多为铜、铁质地。而雷峰塔所出纯银质塔，为迄今所见最精美的吴越国阿育王塔，尺寸与明州阿育王寺释迦真身舍利塔相当，应是供奉最高等级舍利的容器。

钱俶造八万四千阿育王塔，寄寓国泰民安的祈愿；雷峰塔的落成和命名，又恰好见证吴越国纳土归宋的前后始末。

雷峰塔是重大历史事件的见证者，作为“西湖十景”之一的雷峰夕照，也是西湖南线的重要景观。

雷峰塔地宫发掘场景。

在杭州城市建设和西湖景观生成过程中，钱氏吴越国是最大的贡献者。“西湖十景”中的雷峰夕照、南屏晚钟、双峰插云，与吴越国创建的寺院佛塔直接相关。六和塔、保俶塔、飞来峰造像、慈云岭造像、烟霞洞造像、钱王祠，至今仍为西湖的历史文化地标。没有吴越国，就没有后来举世闻名的西湖景观。

“太平戊寅”款越窑青瓷

吴越国对杭州和浙江的历史性贡献，为后世称颂。入宋后，钱俶子孙留下了包括《吴越备史》在内的许多记录，建构起吴越国保境安民、深受民众拥戴的正面形象。但欧阳修编纂《新五代史》却认为吴越国在境内横征暴敛，民不聊生。钱氏后人认为这是因为欧阳修与钱惟演交恶，故意歪曲历史。吴越国究竟是行“仁政”抑或“暴政”，至今仍为聚讼纷纭的公案。

《十国春秋》载，“自宋革命，王（钱俶）贡奉加常数，奇器精缣皆制于官，以充朝贡”，在倾国而贡的背景下，浙江本土的青瓷、金银器皿、越罗等丝织品的生产，无论规模，还是品质，都达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吴越国王钱俶入京献地，纳土归宋。这一年为戊寅年，直至太平戊寅年，倾国所有以事进奉的局势，得以根本改变。

北宋建立后，加快了统一南方战争的步伐，其间发生无数的故事，令人百感交集，既有吴越国的献地佳话，也有南唐后主李煜和后蜀花蕊夫人的凄凉遭遇。与南唐、后蜀不同，吴越国“和平解放”， 钱氏家族受到朝廷礼遇，百姓免于战火涂炭之苦。于国于民，都是福音，即使对钱氏颇多偏见的欧阳修，也在《有美堂记》中赞颂钱俶顺应时代潮流的明智选择，确保了杭州城市繁荣和民众福祉。

然而，当年两浙民众对“纳土归宋”的具体态度，史书几乎没有正面记载。

唐宋时期的越窑瓷器，并无铭刻纪年款的传统。数量浩瀚的越窑青瓷，署有年款的标本极其罕见。唯一的例外就是慈溪上林湖及其附近窑场，经常出土铭刻“太平戊寅”字款的器物。1985年慈溪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收藏一份越窑窑址考察报告，有一段记录：“解放前，文物商人常来该地收购有‘太平戊寅’字样的瓷片，当地老人回忆，每个字可值一角银洋。”1999年寺龙口窑址曾经出土大量“太平戊寅”和“太平”款瓷器，临安吴越文化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有“太平戊寅”款的圈足盘和执壶。数量众多的“太平戊寅”款瓷器，字体或巧或拙，一般在釉下铭刻于器物的外底。

这不是窑工集体无意识的行为，透过“太平戊寅”款瓷器，依稀可见 “太平年”带给民众生活的重大变化，以及在上林湖窑工内心深处烙下的深刻印记。

电视剧《太平年》剧照。

有人说，吴越国社会繁荣，民众安居乐业，今日骤然国除，窑工心中不舍，在瓷器上铭刻年款，既认同中原正朔，也表达对钱王眷恋的朴素情感；有人说，吴越以一隅奉四方，进奉财物必然取之于民，上林湖窑场是重点征课对象，徭赋苟重，杂税繁多，如今纳土归宋，窑工欢欣鼓舞，庆祝解放；也有人说，吴越王入京献地，化干戈为玉帛，窑工感恩戴德，在瓷器上铭刻字款，以表示对“太平年”的纪念。

这三种说法，都能说通。历史没有标准答案，可以确信的是，吴越国纳土归宋，深刻影响了民众生活，历史由此翻开新篇章。

作者/郑嘉励

编辑/刘亚光

校对/赵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