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茶油的药用记载在文字史中延续千年，而考古学的发现则为这一传统提供了实证支撑。出土医简与帛书的研究揭示，早在秦汉时期，中国医学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油方”体系——即以油为药基、调和诸药、疗伤护肤的处方类别。长沙马王堆汉墓、走马楼吴简、以及各地医方简牍的发现，使山茶油从文献之药变为“可触摸的历史存在”。

一、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中的“油和药”体系

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五十二病方》，是目前所见最早的中医方书之一。全书计方二百余条，其中二十余条明确出现“以麻油和药”“以油调末”等语句。

虽然该书未直接提及“茶油”，但其用油方式为后世“油膏方”的源头。方中如“治灼伤”“治虫疮”“治寒疮”皆有“麻油和药末敷之”之类记述，说明当时医者已认识到油脂的三种功能：

为药基：使药粉黏合成膏，便于外敷；

为药介：通过油的润滑性促进药效渗透；

为药性：以油润养肌肤、缓和烈性药物的刺激。

考古学家在帛书残页的化学检测中检测到植物油酸与脂肪酸残留，进一步证实“油和药”在汉代已具实用基础。这一发现意味着：早期中医药学中，“油”并非单纯的辅料，而是具有医理意义的治疗介质。

二、走马楼吴简：《食疗方》中首次出现“茶油”字样

1984年出土于长沙走马楼的三国吴简，是研究古代生活史的重要文献。2018年《简帛》第三辑刊布了《走马楼吴简·食疗方简释文》，其中一简文尤为引人注目：“茶油和蜜，疗唇裂。”

这一条短简，是迄今所见最早明确记载“茶油”二字的实物文献，时间约为公元3世纪。这一记载意义重大：

它证明茶油在三国时期已被分离、命名，并用于医疗用途；

“茶油和蜜”属复方调和，体现早期中医“以甘缓之、以润养之”的思路；

其主治“唇裂”，说明当时人们已认识到茶油的润肤与愈合作用。

此处“茶油”与“蜂蜜”的搭配，与后世《随息居饮食谱》中“茶油甘凉，润燥清热”之说暗合，显示这一经验在民间连续传承逾千年。

三、医简与油方的功能类型

综合现存汉魏六朝出土医简可见，“油方”大致可分为三类：

其中，“油和方”最具代表性，说明油类药物的应用已从外敷扩展至内服，成为调理体系的一部分。山茶油凭借其平性与稳定性，最符合“油和方”的理想标准。

四、药理与考古的对应：茶油与古方的延续性

通过医简与后世文献对照，可发现油类药物的发展脉络：

汉代帛书中用“麻油”，强调润与通；

三国吴简出现“茶油”，强调清与和；

唐宋本草以“茶子油”入药，确立医典地位；

明清医案以“茶油和药”“润疮不痛”沿用至宫廷；

民国以后仍以“茶油调黄丹、黄连粉”治疮湿，直至今日。

这条时间链清楚地显示：茶油不是突然出现的药材，而是中国油类医药体系自然演进的结果。它从替代麻油的实践中诞生，又因其平和特性被保留下来，最终成为医食兼用的典范。

五、考古材料的文化启示

出土医简的学术意义，不仅在于证实“茶油”一词的年代，更在于揭示了中国古代医药思想的生态观。油类药方的存在说明，古人早已理解植物油与人体皮肤、脏腑的协调关系——这正是中医“天人相应”理念的早期物证。

此外，吴简中的“茶油和蜜”方，还体现出古代药理的伦理性：治唇裂之疾，用甘润之物，不以烈药伤人。此种“以柔克燥”的治法，贯穿中医文明的精神核心。

王子今在《中国简帛医方研究》中指出：“油方之用，实为早期化学与医学的交汇。”他认为油膏的发明标志着古人已掌握物质溶解与吸收的基本原理，这一科学认知基础，为中医外治法的发展提供了技术支撑。

六、结语：从出土文献到文化血脉

通过帛书、简牍与本草的互证，我们可以确认：山茶油作为药用油的历史，至少可上溯至三国时期，而其“以油养生、以润疗疾”的思想根基，则源远于汉代。

这些出土医简不仅是学术史料，更是文明传承的化石。它们让我们看到，山茶油的文化不是自上而下的发明，而是自下而上的积淀；不是突发的创新，而是千年手与土共作的结果。

当我们今日以科学仪器检测茶油的抗氧化能力时，也许正是在重复那段早已写在竹简上的智慧：

“以油和药，以润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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