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后开发时代：大都市生活秩序研究》，陈映芳、罗翔、周燕玲等著，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25年11月出版，285页，78.00元

1976年，中国重启中断数十年的经济全球化进程，迄今五十年整。这段被人描述为“以开放促改革”的历史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两个事件——1992年开发浦东和2001年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成了历史分期的标签，前者结束了1980年代末以来的变革顿挫，后者让中国与全球经济深度融合。如此起伏不定的进程，犹如台风行地，不只重塑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也重塑了中国人的生活秩序，尤其是那些位于台风眼的人，比如浦东市民，他们因为生活在特定空间而成为尺度空前的社会试验的一部分。这个进程至今没有结束，但经过早期高强度开发阶段，浦东如今是一座常规城市，或用一本新书的书名说，已经“进入后开发时代”：

作为上海市最大的行政区，浦东新区行政区划面积1210平方公里，城市化面积从开发之初的几十平方公里拓展到目前的近800平方公里。2024年末常住人口为578.58万人，辖12个街道、24个镇；以全市1/5的土地面积，1/4的常住人口，创造了1/3（35.4%）的经济体量（GDP总量超过7个省并接近天津）。

概述修辞会让读者产生波澜不惊的错觉，以至于忽视规模与速度如此惊人的制度变迁，叠加移动互联网技术对日常生活的全面渗透，到2020年代，已将每个人的个人生活深深卷入其中。随之而来的是一种置身洪流的心理状态：被动因应扑面而来的新旧事物耗费了全部注意力资源，即便松弛下来，精神也处于极度疲惫导致的麻木状态。抽身反顾因此成了罕见能力。普通人如此，以批判性思考为业的学者也不例外。尤其是那些志在理解社会变迁的学者，时间压缩除了带来人人皆有的存在焦虑，还要承受变化给他们的职业带来的方法焦虑。

《进入后开发时代：大都市生活秩序研究》的研究风格给我很深的印象。按学科类别说，这本书应该属于社会学著作，主要研究浦东市民的居住空间和生活秩序。在大量史料、访谈、现场踏勘和参与式观察的基础上，书中讲述了八类社区的历史和现状（分别是商品房社区、大型居住区、产业社区、国际社区、新城、老旧小区、郊区农村和郊区老市镇）。在今天的社会科学领域，写作此书属于吃力不讨好的工作，对主持者的眼光、定力、筹资和组织能力是极大考验，而同行仅视之为学科发展的基础设施，少会有人留意其研究风格——恰恰这本书的风格与当下社会学著作颇为不同。

风格是文学史（和艺术史）的核心概念，指一组作品修辞的同一和差异。这种同一和差异既见于一个人平生创作，也表现在不同创作者和各流派之间。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曾说，人类学著作也有风格差异。但格尔茨并未深究风格一词可能的含义，以及社会科学的风格与小说或诗歌的风格是否应有区别。格尔茨只是确认这种区别在大多数人看来是存在的，因为说一本人类学著作像小说一样有风格，等于说这本著作有缺点——文本有暗示性，甚至欺诈性。好吧。那再看看有没有一种只在社会科学内部通行的风格概念。我认为这种狭义的风格确实也是有的，而且有三层意思，文本修辞层面的特征只是其一（据此大致可将社科著作分为叙事型、理论型、计量型或混合型研究），风格的其他两层意思，则涉及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知识理想。

《进入后开发时代》的风格可以说是执着于描写。这项研究由都市社会学家主导，但参与者除了社会学者，还包括城市规划和公共管理学者。或许因为这个原因，这本书的修辞风格折中色彩明显，比如，可视性在书中被置于非常优先的位置。但这里说的可视性，不是计量型研究中常见的可视化技术和修辞策略，也即将各种不同性质的资料转写为数据，论证过程围绕各种柱状、散点或时间序列图展开。《进入后开发时代》较少使用这类技术，书中进行视觉表达的主要形式是地图和照片。和文字一样，社会科学的地图和照片往往服务于论证，但它们本质上长于描写，而非分析或阐释。大量使用地图和照片（以及口头访谈资料），不可避免使这本书非比寻常地倾向于描写。显然这不是文字和图像的比例问题，也不是媒介分工问题。文字和图像确实各擅胜场，但本书也存在大量文字描写，其中俯拾皆是的受访者直接引语，和计量型研究处理访谈的方式，有极为不同的修辞效果：数据指向结论，而引用偏重于描写受访者的感受。《进入后开发时代》执着于描写，显然有别的原因。

这个问题可能是理解本书的关键，因为社会科学中的描写与其说是修辞策略，不如说是一种方法论立场。方法选择背后是特定的知识理想。作为一本讨论“大都市生活秩序”的著作，作者的知识理想也许可以转换成两个问题：研究什么和为什么而研究？生活秩序字面上的意义可谓无所不包，即便将其所指缩小至居住、日常生活和公共生活三个方面，也带有强烈的整体论和社会改良色彩，于是作者进一步将研究对象聚焦于社区，并探讨了何为好的社区生活。这就是选择。对社会科学研究而言，选择不可避免，且贯穿研究的全部过程，从目标、方法到修辞，直至成书并给读者留下特定印象。所谓风格，正是选择的后果。

如果社会科学的风格意味着知识理想、研究方法和修辞的抉择，风格的重要性就不限于格尔茨从文学研究中借用这个词的原初语境。在这个意义上，围绕风格发生的选择，不仅将决定社会科学研究的内容，也决定了学者在知识地图和学科历史上的自我定位。我们甚至可以将学派的历史理解为风格的历史，通过观察风格的兴衰来观察学派的兴衰。《进入后开发时代》对描写的偏重之所以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原因也在于此：描写作为一种研究风格，与都市社会学的发展历史有长久的渊源，并与一个学派的沉浮紧密相关。

二十世纪上半期，一些在芝加哥大学任教和曾在芝加哥大学学习的学者，围绕美国城市问题进行了大量开创性的研究。他们在城市社区、移民、犯罪、信息传播等领域所做的工作，不仅提升了社会学的学科地位，也为社会心理学和传播学等学科提供了早期议程、方法和范例，学术界不无争议地称之为社会学芝加哥学派。芝加哥学派的城市研究，是美国学者在社会科学领域最具原创性的贡献，可与塔尔科特·帕森斯的系统论之于社会理论、实用主义之于欧美哲学的贡献相当。早期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尤其受芝加哥学派影响，余音不绝，《进入后开发时代》便是明证。芝加哥学派虽然是个跨系科和跨专业的松散学派，但当其繁荣、多产时转入衰落，被看作是学科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在美国社会学家安德鲁·阿伯特看来，此事与那些被视作芝加哥学派经典著作的研究和写作风格关系甚大。

安德鲁·阿伯特在芝大社会学系获得博士学位后，在罗格斯大学工作过一段时间，主要研究现代社会中的职业现象，对社会科学的知识性质和方法演变也颇感兴趣。他回母校任教后，因为一个偶然原因，对芝加哥学派的历史做了研究，写出《学系与学科》一书。书中回顾芝加哥学派前辈学人的工作，重点考察三个问题：一是社会学如何在美国高等教育中取得一席之地，二是前期芝加哥学派对此有何贡献；以及，学科的制度化如何反过来导致芝加哥学派研究范式的边缘化。

安德鲁·阿伯特著《学系与学科》

社会科学这门学科尚未被严格的方法、明确的指标和可预测的模型所界定之前，对社会的研究更多地表现为一种试图理解他人生活世界的写作实践。研究者通过描写见闻、叙述事件，呈现行动者的处境，以及意义如何在不同情境中生成。当然，他们也会使用统计资料，并将自己的思考概念化、形式化，希望得出对社会生活有更加普遍解释力的理论。这种写作实践像其他类型的写作一样，常常使熟悉的现实变得陌生，也使陌生的现实变得可以理解。芝加哥学派的经典研究中很多属于这种类型的写作实践。安德鲁·阿伯特认为其共同点是一种可以被称作“自然史”的工作方法，因为其中里程碑式的著作都倾向于关注“过程和行动”。这些著作中，他经常提到的就有利福德·爱德华兹的《革命的自然史》、恩内斯特·莫勒的《家庭的混乱》、弗里德里克·思拉舍的《帮派》、保罗·克雷西的《出租舞厅》、肖和麦凯的《青少年犯罪与都市地区》，以及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的《身处欧美的波兰农民》、欧文·戈夫曼的《精神病院》和霍华德·贝克尔的《局外人》，等等。用阿伯特的话说，它们都是“叙事取向”（narrative approach）的研究。

安德鲁·阿伯特倡导一种新的“叙事型研究”。和芝加哥学派的经典作品相比，这种“叙事型研究”吸收（或者说折中）了理论型和计量型的研究范式。但他对老师辈和太老师辈的社会思想可谓心领神会，每当讲到芝加哥学派鼎盛一时的知识理想和研究方法衰落时，总不免感慨这种研究风格没有得到应有评价。

芝加哥学派的边缘化与美国大学社会学系之间的范式竞争有关。1937年，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帕森斯出版巨著《社会行动的结构》，对十九世纪欧洲社会学理论进行了深入整合。系统论可能是马克斯·韦伯之后最雄心勃勃的理论尝试，引发了社会学者对宏观理论的持久兴趣。1940年，以大规模抽样调查著称的保罗·拉扎斯菲尔德加入哥伦比亚大学，创办了社会应用研究局，开始了计量方法对社会学的驯化。此后美国社会学便从芝加哥大学一家独大，变成芝大、哈佛和哥大三足鼎立。到1960年代，早期芝加哥学派及其最杰出的一批弟子（后期芝加哥学派）影响力已经趋弱，而计量方法占据社会科学舞台中心，阿伯特说的“广义线性实在”（general linear reality）便渐渐主宰了社会科学的想象力和研究风格。这类研究假设社会是由跨时间稳定的“变量”组成的，因果关系被抽象为变量间的相关性，社会科学的关注点遂从事件及其生成转向结构如何分布。

后期芝加哥学派曾发起社会问题研究学会，与美国社会学学会对抗，对此，阿伯特评价道：

它是芝加哥大学与哈佛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之间的对决。它是民族志与量化研究的对决。它是公开的政治争论对抗奥林匹斯式的超然。它是非形式化对抗形式化。在一种非常真实的意义上，它是贫穷与财富的较量，因为帕森斯和其他东岸建制派控制了基金会的钱袋，并通过它们主导了许多社会学研究……

社会学的制度化加剧了知识理想和研究方法的转向。制度化的标志包括雇主（主要是大学）和资助者（主要是基金会）偏好可量化、可积累和可比较的成果，高等教育大众化导致大学和研究生课程日益标准化，等等。芝加哥风格的叙事型研究由于独特且依赖情境，不符合其一手促成的学科日益专业化和科层制的发展趋势。

社会科学研究风格的变化，最明显不过地表现在芝大社会学系自己的出版物《美国社会学期刊》审稿标准的变化上。这本杂志曾是前期芝加哥学派的学术阵地，刊登过很多长篇叙事型作品，后来版面逐渐向结构严整、数据驱动的短篇论文倾斜，最终成为一本毫无个性的同行评议期刊。“有趣”曾是这本杂志的核心发表标准，但后来发表的都是“合格但无趣”的内容。阿伯特自己当过《美国社会学期刊》十五年主编，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虽然做过很多尝试）。

随着芝加哥学派研究风格的边缘化，到二十世纪中期，以描写和叙事为中心的社会研究已经让位于其他知识理想：或提供因果解释，或构建宏大理论，或进行政治批判。描写和叙事被视为进入这些高级目标之前的准备性工作，是可以被简化、压缩，乃至外包给技术流程的环节。随着量化方法和数据可视化技术的普及，数据、变量和图表组织成一种新文类。在这种消除了研究者第一人称视角的展示性文类中，推动论证的主要是假设逻辑和统计的显著性，而不是个体和群体的性格、处境和遭遇。过程、关系、行动消失了，社会科学研究的道德目标就更不用说了。

关于学问之道，中国有“后出转精”的说法，但阿伯特认为，在社会科学领域，范式与水准无关。叙事衰落并不意味着社会科学研究水准提升。当下的社会科学研究，无论是量化研究还是理论演绎，总体上都越来越悬浮于经验世界之上，经常演变为自我指涉和互相指涉的术语游戏，前期芝加哥学派的研究和写作风格成了空谷足音。随之远去的是他们那带有目的论和解释学色彩的知识理想——让现实在个体层面被看见、被讲述，而所谓社会，也只有在这个层面上才可能被理解。

虽然对描写和叙事的排斥在社会科学领域渐成行业意识形态，但描写和叙事并没有从社会科学中安全消失，仍然有研究者坚持耐心地呈现行动者、情境和事件，或将叙事与数据分析结合起来。这种混合研究的范例，有美国政治学者罗伯特·帕特南的名著《我们的孩子》。这本书立足于作者青少年时期在故乡小城生活的经验，结合多年后进行的访谈和全国数据，讲述了美国社区文化无声而惨烈的解体。《进入后开发时代》采取的也是混合研究方法，但比帕特南的风格要谨慎很多。关于浦东这座“未完成的城市”中的生活秩序，书中层层叠叠的描写和访谈渐渐累积出一种印象：无论是空间形态，还是居民心态，这种生活秩序都非常压抑，因为缺少卡尔·波兰尼说的“保卫社会”的力量，在父权制政府与各色资本主导的高速开发进程中，原有社会网络被开发进程摧毁殆尽，主导普通人的生活经验是被动进入历史的无力，与置身极不对称的力量关系的没顶之感。然而，书中受访者中少有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而帕特南常常用寥寥数笔，就勾画出一个令人难忘的角色。我经常举到下面这个例子：帕特南的学生预约和一位父亲做访谈，到达约定地点后，发现受访对象带来了自己的孩子，目的是让他们看看“活生生的大学生”。《我们的孩子》中随处可见这种故事，把社区解体后底层环境之无望刻画得具体兼入木三分。实际上，这本书的感染力主要来自受访者的生命史和生活史。受访者故事虽然是类型化的，但它们远不止为帕特南的社会资本理论提供例证。尽管作者希望以理论来驾驭故事及其意义，但对读者而言，叙事是理论（化）的情境，理论及其解释力，不过是叙事引发的众多可能性之一。

罗伯特·帕特南著《我们的孩子》

与帕特南的故乡（俄亥俄州小城克林顿港）比，浦东大得多，也复杂得多，《进入后开发时代》的作者没有帕特南那样现成的社会网络，没有选择访谈对象的充分便利，时间和经费资源也很有限。但即便考虑到所有这些约束条件，谨慎也只是反映出方法上不同的选择。二十年前，本书主要作者陈映芳教授出版过口述史著作《棚户区：记忆中的生活史》，其中受访拆迁户的故事为“都市大开发”（作者另一本书的主题）留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证词。在《秩序与混沌》一书中，她从2010年上海的一次事故入手，讨论过“城市”观念的演变。相比而言，《进入后开发时代》对受访者的兴趣仅停留在对居住空间的描写，而非城市及其居民的事件史、生活史和生命史叙事。

陈映芳主编《棚户区：记忆中的生活史》

描写与叙事的差异并不在于写作技巧，而在于写作目标。克利福德·格尔茨提倡通过“深描”理解异文化。《深层游戏》和《尼加拉》的读者很容易被他对斗鸡和剧场国家的“深描”折服。但格尔茨对仪式场景和细节的再现，是为了进行超历史的结构功能分析，并非为呈现人物生命历程而去重构事件的情境。这种静态的社会观引发了后来人类学家的不满。《进入后开发时代》对描写的执着似有与格尔茨类似的观念背景。“时代”大抵是已然状态，“开发”和“后开发”都非进行之中的事件，就这样，历史消失在了空间描写和类型比较之中。考虑到这项研究从2021年8月持续到2023年3月，正值“都市大开发”以极其戏剧的方式转入“后开发时代”的转折点，书中事件史视角的缺席尤其令人感到遗憾。

描写应该是叙事的一部分。尽管这种观念像是十九世纪小说艺术的遗产，但在一些晚近的社会科学著作中，有一种值得关注的趋势：帕特南那种相当精巧的混合研究方法，出现了更偏向叙事的发展。这些年，每当推荐《我们的孩子》，我也会提到马修·德斯蒙德和若昂·比尔的著作（两人都供职于普林斯顿大学，马修·德斯蒙德是社会学家，若昂·比尔是人类学家）。马修·德斯蒙德的《扫地出门》讲述了2008年“次贷危机”后美国东北城市密尔沃基的住房问题。他长期跟踪观察一对房东和几户租客的生活变迁，作品有新闻性非虚构作品的常见风格（这本书后来获得了普利策奖）。若昂·比尔则在《维塔》中追踪一位流落在收容所等死的女士的生命史，抽丝剥茧地揭示女性罕见病患者在家庭和社会共谋下被抛弃的命运。《维塔》也吸收了新闻修辞。比尔与一位摄影师合作，书中使用了大量纪实照片。这让我想起同样执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的米切尔·邓奈尔，在研究纽约街头黑人摊贩生活的著作《人行道王国》中，使用了类似风格的照片（完成这本书后，邓奈尔甚至还为他的研究对象拍摄了一部纪录片）。《人行道王国》是一本致敬之作。在普林斯顿大学社会学系官网的简介中，邓奈尔自称“芝大毕业生，在1920年代始有的城市民族志传统中工作”，很显然有继承前期芝加哥学派叙事型研究的自觉。这三本书都有社会改良的抱负，方法上结合了两种时空尺度，一种尺度是微观的、社区的和个人的，另一种尺度是社会的和历史的，后一种尺度被包含在前一种尺度之中，而非相反。换句话说，社会不是被想象为实体、结构/系统或功能的集合，而是被想象成在人与人、人与时间和空间的互动中逐渐涌现出来的过程。凡此种种，均是前期芝加哥学派社会想象的回响。

马修·德斯蒙德著《扫地出门》

这些作品还不足以支持我们说社会科学仍有强健的叙事传统。安德鲁·阿伯特提到邓奈尔的成名作《斯利姆的桌子》（一部关于芝加哥南区黑人男性生活和价值观念的民族志研究）时曾无奈地说，“但是我们阅读这类著作只是为了教我们的学生，并不鼓励他们撰写类似的作品”，继而讽刺道：

社会学已经退化为若干公式：经验的、理论的抑或历史的公式。我们不再有足够的激情去冒险，剔除非正统的观点，或偷袭他人的地界。我们已经放弃了关于真实世界的书写，躲在调查变量、历史力量和理论抽象的风格化世界里。

在很多同行甚至学习社会科学的学生眼中，叙事型社科作品不够规范，更像文学作品或新闻报道。就算这些作品有助于我们理解社会现实及其复杂性，但由此得出的理解是否属于知识，是大可怀疑的——理由仅仅是它们不符合大多数社会科学研究者的知识理想。他们心目中的社会科学知识更加形式化，有通行的解释力，超脱于研究者的位置和他们与研究对象的关系。在他们的这种信念中，知识可能只有两种终极形态，一种像数学家破解“费马大定律”，另一种像工程师制造可回收火箭，无论如何，知识都不应该是叙事。这是一种很难挑战的信念。而且，通过学术发表和考核制度，这种信念如今成了社会科学的教条。

话说1946年塔尔科特·帕森斯因为对哈佛大学社会学系的知识体系不满，在校方支持下，从心理学系、社会学系和人类学系抽调师资，创办了社会关系系（Department of Social Relations）。时下学者如果有重新命名系科的权力，涌现出以“社会工程学”“社会物理学”甚至“社会数学”为名的系科，恐怕是迟早的事。这当然也是一种风格。一种行事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