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4月，随着第二、第三野战军的强势推进，敌人防线被一举突破，国民党在大陆的崩溃进入了倒计时。在这个关键时刻，为了挽救即将到来的失败，敌军不仅在正面与我军对抗，还在后方开辟了第二战场，试图通过建立游击根据地来扰乱解放区的秩序，牵制我一线主力的作战。河南省，作为四野主力南下的重要后方，地理位置极为关键。为了确保后方安全，必须尽快清除河南的匪患，保障四野的作战不受干扰。因此，四野决定动用刚刚结束安新战役的第42军，与其他友军共同发起剿匪行动，计划在半年内彻底消灭河南的匪患。 河南，这片长期被军阀混战所困扰的土地，在国民党军队溃败后，大量残余部队滞留在这里，与匪徒、地主恶霸、反动会道门等势力勾结，成为了新的混乱源头。这些匪帮活动猖獗，严重威胁着我方的解放区秩序。

第42军的剿匪任务主要集中在陕（州）、洛（阳）地区和潢川地区。这些地区地势险要，山脉纵横，秦岭、崤山、伏牛山、大别山的余脉遍布，虽然利于敌军小股匪特的活动，但也因村落稀少，人口稀疏，匪徒难以长期潜藏。这是我方的优势，但敌人的游击战术和政治手段，却给我军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在陕洛地区，敌人设立了豫西剿匪总指挥部，其辖区包括1.4万余人的敌军，其中有第1、第2、第3师，保安第6旅，以及黄河、绥远支队等。潢川地区的敌军主要是鄂豫皖人民自卫军，拥有6000余人。敌人采取的是游击战术，以分散行动对抗我军的集中兵力，同时在政治上通过造谣和暗杀等手段，对新生的人民政权构成严重威胁。 当时的敌人认为我军是过路部队，因此将部队撤往偏远地区，准备待我军一走就恢复活动。面对敌人的部署，第42军决定集中兵力，发动大规模进攻，首先集中力量剿灭朱仙镇的李子奎部，然后向五里川的任泰升部推进，最后消灭伏牛山区的李腾蛟部。 7月24日，第42军以155师、125师371团、373团1营、师警卫营等部队对盘踞在朱仙镇的李子奎部发起了包围。155师从东、北两个方向发动突袭，125师则从南面进行堵截，将敌军包围在方圆20公里的区域内。李子奎得知我军逼近，企图突围逃跑，但很快被我军封锁，最终在伏山、七亩山一带全军覆没。8月1日，朱仙镇地区的战斗结束，我军进入分散驻剿阶段。

李子奎部被歼之后，五里川的任泰升部深感震动，曾尝试与我军谈判，然而并未按约定的日期缴械，因此第42军决定继续围歼其部。经过数次奔袭，任泰升部终于在8月18日被全歼。此时，敌人的残余势力开始逐渐动摇，部分匪徒纷纷向我军投降。 随后，第42军将矛头转向伏牛山区的李腾蛟部，继续进行剿匪战斗。经过一系列的奔袭与围剿，敌军在伏牛山区的大部分力量被歼灭，剩余的敌人被迫撤退至潢川地区，继续进行游击活动。 进入潢川地区后，第126师迅速展开了清剿工作，并对鄂豫皖人民自卫军的敌人进行了密集打击，经过多个阶段的奔袭与围剿，到9月27日，潢川地区的主要匪患已经清除。陕洛、潢川地区经过我军的大规模剿匪，除去少数极为顽固的大匪首外，大部分散匪已经瓦解。为了进一步巩固战果，第42军实施了政治为主、军事为辅的策略，深入敌后进行政治工作，鼓励群众参与抓捕匪徒，逐步实现了对匪徒的瓦解与消除。 截至1950年2月，第42军完成了剿匪任务，共歼敌1.5万余人，基本消除了河南的匪患，粉碎了敌人通过敌后战略对我进行的扰乱计划，为四野主力的南下作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同时，在鄂西战役结束后，124师和155师奉命前往川东作战，参与了对宋希濂部的进攻。面对川东复杂的地形和敌人的顽强抵抗，第42军依然凭借着精准的指挥和无畏的行动，迅速突破敌人的防线，解放了川东的多个重要城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中，第42军的各个部队继续向四川内部推进，并最终成功清除了敌人在川东的残余力量。 随着战局的推进，第42军各部队在完成剿匪任务后，不仅巩固了四川地区的安全，还为即将进行的朝鲜战役提供了有力支持。1949年到1950年间，第42军共歼敌10.65万余人，缴获各类武器和装备，成功保障了中南后方的稳定，为后续的解放战争做出了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