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胡适读完毛主席的《蝶恋花·答李淑一》后,脸上并没有显现出太多的情感波动,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这首诗很一般,这首诗句没有一句是通的。作为民国时期北大校长,胡适如此评价毛主席的诗词,难免让不少国人感到愤怒。毕竟,毛主席的诗词才华,连西方学术界也给予了相当的认可。事实上,毛主席与胡适的交情并非始于这篇评价,早在毛主席担任北大图书馆管理员时,他们就已经相识。
一、胡适曾经是毛主席的楷模 回到1918年10月,毛泽东在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的推荐下,进入北大担任图书馆管理员。在北大的日子里,毛泽东常常旁听胡适的讲座。胡适独特的思想和学术视野,深深吸引了毛泽东,也让两人逐渐加深了彼此的了解。值得一提的是,在那时,毛泽东与大多数人一样,也曾怀揣着出国救国的梦想,但正是胡适的建议,使得毛泽东最终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想法。胡适告诉他,救国并不一定要借鉴外国的经验,只有深入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才能找到更符合国情的解决方案。这番话成为了毛泽东下定决心留在国内的契机。 在毛泽东年轻时,他对胡适充满崇敬,曾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西行漫记》一书中记载了毛泽东青年时期对胡适的崇拜之情:青年时代,我非常崇拜陈独秀和胡适,他们取代了康有为和梁启超,成为了我学习的楷模。不久后,毛泽东回到湖南创办了《湘江评论》,胡适也曾对毛泽东的文章表示肯定,认为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上的评论,对湖南新文化运动有着重要的影响,这让他对湖南未来充满了希望。 尽管晚年胡适对毛主席的诗词评价多次批评,但他对毛主席的白话文却给予了充分的认可。在《胡适口述自传》一文中,胡适曾这样评价毛泽东的文字:共产党人中,毛泽东的白话文写得最好。 二、胡适说毛主席进不了北大 然而,随着时局的变化,特别是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之后,胡适与毛泽东渐行渐远,二人的关系开始变得越来越疏远。例如,在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时,胡适主张通过和平谈判来解决问题,而毛泽东则持不同意见。在重庆谈判时,胡适建议共产党成为第二党,只参与政务,也与毛主席的立场相去甚远。1948年,胡适的政治立场出现了重大转折。1948年之前的胡适,依旧享受着辉煌岁月,但这一年之后,胡适的人生开始步入了暗淡岁月。北大决定搬迁,胡适强烈反对,他认为北大之所以伟大,正是因为它位于北京。1948年12月,胡适被蒋介石的飞机接走,远赴美国。蒋介石希望通过胡适在美国的影响力,开展民间外交,但胡适的影响力已经无法挽回蒋介石的败局。新中国成立后,胡适不得不在美国停留了9年之久。 1958年,胡适与美国学者何炳棣讨论毛主席的《沁园春》时,仍旧没有改变对毛主席学识的看法。胡适一度指出,毛主席的文学素养恐怕连进北大的资格都没有。然而,何炳棣却认为,无论从意境、修辞还是气魄来看,毛主席的作品都非常出色。最终,胡适承认,毛主席确实是一位有力的散文作家。 三、胡适在美国、台湾日子很不好过 胡适的批评或许有其原因,毕竟在美国的日子并不好过。胡适在普林斯顿大学担任图书馆馆长时,他的年薪仅为5200美元,这对于他和妻子的日常开销来说远远不够。即使在普林斯顿期间,他的生活也并不宽裕,胡适常常依靠朋友的帮助度日。更为严峻的是,胡适的健康状况在美国日益恶化,心脏病成为了他最大的困扰,以至于连保险公司都拒绝为他提供保障。生活的艰难使得胡适的学术研究进展缓慢,尽管他在美国努力讲学、兼职演讲,但始终未能恢复昔日的学术声誉。 胡适在美国的日子异常艰难,或许正是因此,他在1958年答应了蒋介石的邀请,来到台湾担任中央研究院院长。在台湾,胡适对台湾的科学和文化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许多学者称他为台湾现代科学和文化的奠基人之一。然而,胡适离开大陆后,新中国对他的思想进行了严厉批判,特别是他亲美反对共产党,甚至反对新中国重新回到联合国的立场。直到1962年,胡适因心脏病发作在台湾去世。 胡适一生的评价可以说是毁誉参半。政治上,他抨击我党,毫无疑问是犯下了错误。但在文化上,胡适确实有其可取之处,特别是在新文化运动期间,他提倡白话文的改革,推动了我国教育的普及,对中国现代化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