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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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寒冷的清晨,巴黎异常安静。
被押上断头台的,不只是一个国王,而是整个旧制度。
法国革命,也在这一刻跨过了无法回头的门槛。
文|潇湘倦客
1793年1月21日,清晨五点。
巴黎的冬天总是冷得彻骨,这一天,全城的店铺紧闭,这在喧闹的巴黎极不寻常。国民卫队的士兵们已经在街头列队,他们的军刺在灰暗的晨光中泛着冷冽的白光。
在今天,法国要杀掉他们的“父亲”。
在丹普尔堡(Temple Prison)那座阴冷的塔楼里,路易十六,现在被称为“路易·卡佩”的公民,醒来了。即使在生命的最后几个小时,他依然保持着一种令看守都感到惊讶的迟钝的平静。
路易十六依然像平日你一样非常仔细地打扮着他的着装,他今天选了一件棕色的外衣,里面是白色的马甲。他在口袋里放了一块怀表、一个结婚戒指,还有一撮妻子的头发。
昨晚他已经与自己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做了最后的告别,那个曾经在凡尔赛宫极尽奢华、不知民间疾苦的女人,紧紧抱着他,发出的悲鸣穿透了厚重的石墙。如今,路易十六只想体面的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对于波旁王朝来说,体面,是最后的遮羞布。
上午九点,一辆绿色的四轮马车缓缓驶过巴黎的街道,车窗被紧紧关闭,外面大概有一千多名士兵护送。巴黎市长就坐在他对面,神色紧张。而路易十六,这位被废黜的国王,手上拿着一本《日课经》,嘴里低声诵读着大卫的诗篇。
这是一段漫长的路程,从圣殿塔到革命广场(即今天的协和广场),大约需要一个多小时。
如果是一年前,当国王的马车经过,街道两旁会是欢呼或咒骂的人群。但今天,街道两旁挤满了武装人员和无数市民,却死一般的寂静。这种沉默比喧哗更可怕。革命政府下达了严令:谁侮辱囚犯,谁就挨打;谁向国王致意,谁就掉脑袋。
于是,整个巴黎就在这种诡异的沉默中,目送着旧制度走向终点。
在车厢里,路易十六或许会想起四年前。那时他还是改革的希望,他支持美国独立战争,他试图让贵族纳税。他不是暴君,也不是昏君。他是一个好锁匠、一个好地理学家、一个温和的丈夫,甚至是一个愿意妥协的君主。
但历史不在乎你是不是个好人,历史只在乎你坐在什么位置上。
罗伯斯庇尔(法国大革命主要领导人)在公审时说的那句话,像一把手术刀,精准地切断了路易的生路:“路易必须死,因为祖国必须生。”
这是一种全新的、冷酷的政治逻辑。为了确立共和制的合法性,必须从肉体上消灭君主制的象征。路易不是因为犯罪而死,是因为他的“存在”本身就是对革命的阻碍。
马车停了下来。革命广场上矗立着断头台。
这个断头台是由路易十六亲自设计改进的,当年为了展现他的人道主义,特意将直刃刀片设计成了斜刃刀片,如今却要用在自己的身上了。
路易十六走下马车,刽子手试图反绑国王的双手。路易十六本能地反抗了。那是他作为君主最后的尊严:“我不允许你们这样做!”他的脸涨得通红,身体在这个寒冷的早晨剧烈颤抖。
这是整场仪式中,路易唯一一次像个凡人一样表现出对羞辱的恐惧。神父在他耳边低语:“陛下,在这个新的侮辱中,请您只看到它与救世主受难的最后相似之处。”
宗教的力量再次驯服了他,他放弃了抵抗,让桑松用手帕捆住了双手,剪掉了后颈的头发。
他步履蹒跚地走上陡峭的台阶。此时,广场上数十万人的目光聚焦在这个微胖的身影上。
站在高台上,路易十六突然挣脱了刽子手的搀扶,走向面对杜伊勒里宫的那一侧。他的脸色苍白,但声音出奇地洪亮,传遍了广场的前排:
“我清白地死去!我原谅所有将我送上死路的人。我祈求上帝,愿我的血,永远不要溅洒在法兰西的土地上……”
他似乎还想说什么,也许是想辩解,也许是想最后一次以国王的身份训诫他的子民。
但革命不需要遗言。
国民卫队指挥官桑泰尔举起了军刀,发出了信号。瞬间,惊天动地的鼓声响起了。几百面军鼓同时敲击,那密集的节奏淹没了他最后的声音。
行刑板翻转,固定。路易十六粗壮的脖子被卡在木枷的半月形缺口中。
上午10点22分。
重达四十公斤的斜刃刀片呼啸而下。一声闷响。
一切都结束了。
桑松抓起那颗滴血的头颅,绕着高台向四周展示。
沉默被打破了,随即,人群中爆发出了巨大的呼喊:“共和国万岁!自由万岁!”
接下来的场景,近乎疯狂。人们突破封锁线,冲向断头台,他们不是去抢夺财宝,而是去抢夺——血。
有人用手帕去蘸地上的血,有人用长矛的尖头去蹭刀刃上的血,甚至有人用手指蘸血尝了尝,说:“这就该死的咸味!”
这是暴民的狂欢,这是古老的献祭仪式。
在过去,国王的身体被视为神圣的,国王的触摸可以治愈疾病。而现在,通过杀死国王并触碰他的血,人民仿佛完成了一种权力的交接。神性从国王身上剥离,转移到了“人民”这个抽象的概念上。
今天,我们很难用单纯的“对”或“错”来评价路易十六的死。
作为一个个体,路易十六与之前的国王相比,甚至称得上善良。他没有情妇,生活节俭,他真心希望法国好。在临死前,他担心的不是自己的名誉,而是那个帮他理发的侍从会不会因为那把剪刀而惹上麻烦。
他的悲剧在于,他是一个平庸的人,却被命运仍在了历史洪流的风口浪尖。他缺乏路易十四的雷霆手段,也没有拿破仑的政治天才,结果只能是粉身碎骨。
但他必须死,这一点是最残酷的,也是最现实的。
法国革命发展到1793年,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君主立宪制的尝试失败了,外敌压境,国内保皇党蠢蠢欲动。留着国王,就是留着复辟的旗帜,就是留着旧制度的幽灵。
激进派需要一个人头来祭旗,来切断法国与过去所有的联系。路易十六的死,是现代政治诞生时的阵痛。它宣告了一个道理:权力的合法性不再来自于血统或神授,而是来自于某种更不可控、更暴烈的契约。
1989年在法国庆祝革命200周年的庆典上,总统弗朗索瓦·密特朗表示,“路易十六是个好人,把他处死是件悲剧,但也是不可避免的。”
行刑结束后,路易十六的尸体被运往马德琳墓地。为了防止保皇党将这里变成圣地,尸体被放入一个深坑,上面铺了一层厚厚的生石灰。
那天晚上,巴黎的剧院照常营业,咖啡馆里依旧人声鼎沸。人们谈论着早上的处决,就像谈论一场刚结束的戏剧。
然而,在这个看似恢复平静的夜晚,潘多拉的魔盒已经打开。
既然国王可以被处决,那么任何人都可以。路易十六的血只是一个开始。九个月后,他的妻子玛丽·安托瓦内特也被推上了同一座断头台。紧接着,是那些投票处死国王的吉伦特派。再后来,是罗伯斯庇尔,最终他以同样的方式吞噬了自己。
断头台的刀刃一旦落下,就不会轻易停止。
1793年1月21日,法国人杀死了他们的“国王”。从此,他们开启了在自由与恐怖的旷野中流浪的岁月,时间长达百年之久。
————☀本文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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