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蒋介石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以来，中央红军在李德（当时由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和博古的错误指挥下，屡次遭遇失败。经过一连串的惨痛教训，1934年10月，红军被迫放弃苏区，开启了长达数月的战略转移——长征。

1934年11月，红军在广西全州和兴安之间的湘江渡口展开抢渡，结果却遭到了敌军的突然夹击，损失惨重。原本从长征伊始就有的八万多红军兵力，骤然锐减至不足三万。那一战，湘江成了红军历史上最血腥的一道伤痕。

在经过一轮又一轮的血腥教训后，红军的广大将士逐渐意识到，身为领导的李德和博古推行的左倾军事路线带来的严重后果。这种觉醒不仅激起了他们内心的强烈怀疑与不满，更催生了他们希望改变现状、调整领导的渴望。（刘伯承《回顾长征》）然而，李德和博古依然处于权力的高位，掌握着最高军事指挥权，却对红军惨重的伤亡视若无睹，依然固执己见，甚至在突破湘江之后，依旧命令红军继续沿着湘黔边境推进，试图与红二、六军团会师。

蒋介石掌握了红军的战略意图后，迅速调集大批兵力，布设封锁线，打算将已经遭遇重创的中央红军置于死地。此时，毛泽东，虽然在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已经被排除在中央领导层之外，失去了红军领导权，却未曾放弃自己肩负的责任。他听闻敌军动向，深感事不容缓，决定挺身而出，担起自己的责任。

于是，毛泽东提出建议，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为绕道进入敌军相对较弱的贵州地区。这一建议传达给了当时的领导人三人团（博古、李德、周恩来）。毛泽东的这个意见迅速得到了张闻天和王稼祥的认同与支持。两人认为，毛泽东的建议有助于红军避免与数倍敌军正面交锋，是目前最合适的选择。

1934年12月12日，在湖南省通道城，党中央召开了由三人团以及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参与的紧急军事会议。会上，毛泽东基于已掌握的敌情与红军现状，首次提出应迅速转进贵州。在听取了毛泽东的发言后，李德和博古依然坚持自己的意见，拒绝采纳毛泽东的建议，但周恩来也表示，毛泽东的方案更有利于红军的战略调整。最终，李德和博古勉强接受了毛泽东的一部分建议，决定采取进入贵州的黎平、锦屏北上，最后与红二、六军团会师。

尽管这一会议没有完全采纳毛泽东的意见，但它标志着红军战略的微调，避免了中央红军与强敌正面交锋的致命风险，也为接下来的战略调整奠定了基础。

然而，随着形势的推进，毛泽东的战略思想逐渐获得了更广泛的认同。在通道会议之后，红军继续北上进入贵州，围绕北上与西进展开了激烈讨论。为了让更多同志明白这一决定的合理性，毛泽东不遗余力地与红军的指战员们交流，解答疑惑。同时，他与张闻天、王稼祥就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路线展开了深入的讨论，逐渐获得了他们的理解与支持。

1934年12月18日，红军成功占领贵州黎平县城后，周恩来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历史上被称为黎平会议。会上，博古仍然坚持最初的计划，主张红军进军湘西北与红二、六军团会师。而毛泽东则继续坚持放弃这一计划，主张北上贵州，创建以遵义为中心的川黔边根据地。经过激烈的分析与讨论，大多数与会同志认可了毛泽东的主张，认为这是最符合当前形势的正确选择。 黎平会议决定，放弃与红二、六军团会师的计划，改为创建川黔边根据地，并总结反围剿的经验教训。会议的通过，不仅进一步推动了毛泽东的战略思路，也为后续的遵义会议打下了基础。 接下来，1935年1月1日，中央红军顺利抵达贵州北部的猴场（今草塘），再次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猴场会议。此时，毛泽东的领导地位逐渐得到巩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决定，批评了博古和李德的错误，开始逐步改正军事指挥中的独断专行现象。 猴场会议进一步巩固了黎平会议的成果，并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了重要准备。 终于，1935年1月7日，红军全面占领遵义城，毛泽东和王稼祥等人提议召开会议，彻底清算左倾错误，整顿队伍、凝聚战斗力。1935年1月15日，遵义会议正式召开。会上，毛泽东分析了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原因，指出错误的军事路线是导致红军损失的根本原因。他的客观分析和深入发言，获得了与会同志的认可和支持。 遵义会议不仅清算了党内的错误军事路线，也为毛泽东确立了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会后，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成立了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为核心的军事指挥小组，负责领导红军的军事行动。 综上所述，遵义会议的召开，标志着毛泽东作为红军和党的领导核心地位的确立。毛泽东以坚定的信念和无畏的决心，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为红军的最终胜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