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秋天，北京郊区一座城堡里静悄悄的，没有记者，没有闪光灯。 只有棋盘两侧的聂卫平和马晓春，一个计时器，一位裁判，和一位记录员。 从上午10点到晚上快7点，屋子里只有棋子落在棋盘上的清脆声响。 这场由一位老板出资五万元奖金的私人对局，被马晓春在二十多年后的纪念文章里，称为“酣畅淋漓的大战”。 晚宴端上了聂老最爱的大闸蟹。 很多人不知道，这样的“聂马大战”，在他们退役后，其实悄悄进行过好几次。

马晓春和聂卫平认识，是在1975年。 那一年马晓春11岁，在郑州参加集训。 已经是国内顶尖棋手的聂卫平，和这个瘦小的孩子下了上百盘指导棋。 从让四子开始下，偶尔降到让三子。 一个11岁的孩子，被当时中国围棋的顶尖高手如此密集地“锤炼”，马晓春后来回忆说：“被顶尖高手指导上百盘，只要不是太蠢的材要想不进步都难！ ”这种指导的强度，在今天的围棋界几乎难以想象。 那是一对一、手把手的技艺传承，也是一个时代围棋火种的传递方式。

仅仅一年后的1976年，12岁的马晓春在开往合肥的火车上，与另一位棋坛泰斗陈祖德对弈。 陈祖德起初让三子，但很快就发现让不动了。 这个细节被马晓春记录下来，它像一个清晰的刻度，丈量出那上百盘指导棋在他身上催生的惊人成长。 聂卫平比马晓春大12岁，陈祖德又比聂卫平大8岁。 中国围棋最早的那段职业道路上，这三个人构成了一个紧密的、亦师亦友的传承链条。 马晓春用了“亦师亦友”这个词，来形容他和聂卫平长达半个世纪的关系。 这半个世纪里，有一半时间他们在棋盘上搏杀，另一半时间，他们在棋盘外维系着复杂而深厚的情谊。

公众最熟悉的，是聚光灯下的“聂马大战”。 从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这两个名字几乎是中国围棋争霸战的代名词。 官方记录显示，在正式比赛中，马晓春以67胜47负的战绩领先。 年轻12岁的他，最终在战绩上超越了那个曾经让自己四子的老师。 数字是冰冷的，但数字背后的每一次对局，都伴随着媒体的狂热报道和棋迷的激烈讨论。 他们是擂台上的英雄，也是彼此最强大的镜像。 赢棋，输棋，夺冠，失手，所有的荣耀与失落，都是在对方的注视下完成的。

然而，马晓春在纪念文章里刻意提到的，却是那些没有观众的对局。 比如2004年城堡里的那一场。 没有记者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这盘棋剥离了所有的外界目光、商业压力和历史包袱。 它回归到了围棋最本真的状态：两个顶尖的头脑，在一张棋盘上进行纯粹的、竭尽全力的较量。 有裁判，有记录，有棋钟，一切规格向正式比赛看齐，唯独少了旁观者。 这种私密的、朋友间的邀约，在职业棋手退役后并不常见。 它需要一种超越胜负的信任，也需要一份对围棋本身近乎孩童般的赤诚。 马晓春说，他和聂老的感情是很深的。 这种深，或许就体现在这些不为外人所知的、持续多年的“私人订制”对局中。

围棋是一项极其孤独的竞技。 棋手坐在棋盘前，只能独自面对所有计算、抉择和胜负的洪流。 但也正因为这种极致的孤独，那些能够跨越漫长竞争、彼此懂得的对手，之间的关系往往更加微妙和牢固。 聂卫平和马晓春的棋风迥异，聂老大局磅礴，气势恢宏；马晓春棋风灵巧，被誉为“妖刀”。 他们的对局，是两种围棋哲学的直接碰撞。 这种碰撞持续了数十年，从公开赛到私人城堡，从青春年少到两鬓微霜。 当马晓春写下“认识50年，一半时间在棋盘上斗，一半时间在棋盘外笑”时，他勾勒出的是一幅交织着竞争、尊敬与情谊的漫长画卷。

在聂卫平离去后，马晓春选择公开这些私密对局的细节。 他讲述1975年郑州的让子棋，讲述2004年城堡里的大闸蟹晚宴。 这些叙述，填补了公众记忆中关于“聂马”关系的大量空白。 它让一个曾经被简化为“宿敌”的故事，变得丰厚和温热起来。 职业体育的世界里，对手之间的情谊往往被激烈的竞争表象所掩盖。 马晓春的文章，就像轻轻擦去了一张老照片上的灰尘，露出了它原本的、细腻的影像。 那影像里，有指导，有超越，有公开的对抗，也有关起门来只为棋艺本身而下的快乐。 这或许就是“亦师亦友”四个字，在五十年时光里最真实的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