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常常听到某些军事将领被称为“儒将”，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褒义的评价。然而，有些将领自己喜欢称自己为“儒将”，这种做法往往会让听者感到一丝尴尬。无论如何，“儒将”作为一个既定的概念，的确是存在的，只是由于人们对其含义的理解不同，产生了各种解释偏差。 那么，究竟什么样的军事将领才算得上是“儒将”呢？特别是在国民党中，哪些将领可以被称为儒将呢？ 我个人认为，判断一个将领是否是“儒将”，需要从两个完全不同的出发点来考量。 首先，出身为武将的“儒将”。这类人本是武人，在勇武之外，可能具有出色的谋略或丰富的文采，儒雅的气质使他们能够被称为儒将。如果他们还具备深厚的谋略或较高的文学修养，那就更符合儒将的标准。

如果这类武人将领还具备了谋略或文才，那他们无疑是名副其实的“儒将”。 第二类是出身为文人的“儒将”。这类将领起初并非军事出身，但他们具备深厚的文韬，且在兵事上有一定的了解，能指挥得当，攻坚克难，也可以被视为儒将。与第一类相比，第二类“儒将”更容易被认定，因为他们本身就符合“儒”的标准，再去带兵作战、成为将领，几乎可以自然地称之为“儒将”。 这类儒将的历史例子不胜枚举，他们常常成就非凡。例如，带领蜀汉军队南征北伐的诸葛亮，带领明朝军队征平江西宁王叛乱和广西叛乱的王阳明，率清军大破准格尔的年羹尧，指挥湘军、淮军大破太平军的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等，都是典型的文人出身的儒将。 而作为第一类的儒将，虽然存在一定的标准，但它更多的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评判时往往更依赖于直觉和感觉。以我个人的看法，历史上许多武人出身的儒将，比如“兵仙”韩信、唐代名将李靖（他曾写过《李卫公问对》兵书）、东吴四英之一的陆逊、以及直系军阀吴佩孚等，都是很典型的例子。

至于在国民党将领中有哪些人可以被视为儒将，我们可以在下文进一步探讨。 在我看来，汤恩伯和邱清泉这两位可能并不容易被大家认同为“儒将”，但他们其实具备一定的儒将气质。 汤恩伯曾先后在日本明治大学和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还撰写过《步兵中队（连）教练研究》这本军事教材，深受蒋中正的青睐，这表明他具备一定的军事理论素养。汤恩伯对“运动战”的理解和运用颇为透彻，他还曾担任过军委会衡山“游干团”的教育长，这些都使得他不单纯是一个“武夫”，而是具有儒将的气质。 邱清泉也并非单纯的“武夫”。他曾就读于上海大学和德国柏林陆军大学，且为蒋中正撰写过有关国防的报告，得到了蒋的赞赏。在带领新22师攻克昆仑关后，邱清泉还写下了诗篇：“岁暮克昆仑，旌旗冻不翻。云开交趾地，气夺大和魂。烽火连山树，刀光照弹痕。但凭铁和血，胡虏安足论。”这首诗虽然并非绝世之作，但其中展现出的文采是相当不错的。

如果将汤恩伯和邱清泉算作儒将似乎还让人有些意外，那提到罗卓英和郑洞国作为儒将，可能就显得更加自然了。 罗卓英是保定军校的毕业生，曾长期担任中学校长。他一生写下数百首诗词，其中不少具有相当高的造诣，几乎可以说是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的佼佼者。罗卓英在抗战期间的高安战役和上高战役中，率先实施了“反八字”和“后退决战”等战略战术，这为后来薛岳的“天炉战法”奠定了基础。 郑洞国则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虽然曾在湖南商业专门学校读书，但他具有儒雅的气质，同时又是作战勇猛的将领。在国民党中，郑洞国也逐渐树立了儒将的形象。 值得特别提到的是，我认为长期从事参谋工作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如那些担任各级参谋长或参谋处长的人，通常不应被视为儒将。因为参谋将领作为军队的幕后指挥者，并不直接参与作战，他们的职责更多是出谋划策、撰写文书，“儒”本来就是他们的职业特长，所以将他们称作儒将就显得有些滑稽了。

以此标准来看，还有哪些国民党高级将领可以被称为儒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