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这个人，聪明才智是有的，不然他也不可能从北洋新军起步，渐渐掌握权力，最终坐上大总统的宝座。然而，这个人的聪明才智有时也像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的说法一样，他的错误往往也能让人深感遗憾。 1915年，袁世凯在北京的老宅里拍案而起，宣布：我要当皇帝！但这个皇帝梦注定是短暂的，仅仅81天，便在风波中破灭了。因为他上台后，始终无法解决一个重大问题：清朝的皇室虽然被推翻，但各地的既得利益者以及顽固的官僚体系却依旧存在，并没有被彻底清除。这不仅是袁世凯的问题，也是整个民国始终面临的难题。

消息一出，舆论沸腾。有的人认为他疯了，也有的人觉得他心有不甘，毕竟大总统虽然权力不小，但毕竟还不是万岁爷。袁世凯的做法引发了混乱，最终导致了失败，但更糟糕的是，这次复辟暴露了民国腐败问题的严重性。30多年的民国，腐败的问题居然比清朝王朝持续了300多年更为严重。 袁世凯的复辟行动其实不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皇帝梦。他早年做北洋新军的统帅，手中有兵，深知一个道理：权力必须牢牢掌控。辛亥革命推翻清朝后，他便牢牢掌握了军权，借着护法的名义，先后镇压了二次革命，并一路清除政敌。1913年，他通过操纵国会，成功从临时大总统转正，戴上了正式的大总统皇冠。权力到手后，袁世凯的内心稍微安稳，但他显然不满足于仅仅做一个大总统。表面看上去严肃的袁世凯，实际上非常擅长算计。

为了操控国会，袁世凯指使自己的心腹梁士诒组织了一个公民党，当时，如果没有加入公民党，议员们连饭都吃不上。为了争取更多的支持，袁世凯大方承诺，每个加入公民党的议员将获得200块大洋的补助，而200大洋足够一个家庭过上几个月的好日子。议员们纷纷加入，结果袁世凯也就轻松掌控了议会。这时，他为了合法当上大总统，还收买了许多小党派，甚至连他平日看不上眼的进步党也被拉拢进来，组成了所谓的第一流人才内阁。至于这些人才其实不过是为了吃饭而随风而动的政客而已。 问题在于，随着权力的扩张，腐败现象也愈加严重。通过拉拢议员和操控国会，袁世凯成功当上了总统，但他忽略了一个关键问题：体制。在当时的体制下，总统的权力过于集中，几乎接近独裁。这个问题在袁世凯宣布洪宪帝制时暴露无遗。1915年，袁世凯明明已经是最高权力者，却依然不满足，还想恢复帝制，显然权力欲望已经膨胀到极致。

袁世凯的种种手段，归根结底反映出的是一个根本问题：权力不受制约。当总统权力过大，下面的人就开始明目张胆地贪腐。你看民国时期的官场，陋规成了公开的秘密。所謂的陋规，实际上就是各种不正当的收入，地方官员贪污，中央官员也能从中分一杯羹，层层盘剥。自从袁世凯掌权后，腐败问题变得更加严重。北洋政府时期，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员，几乎没有一个不沾染腐败，连袁世凯自己也未能幸免。 举个例子，徐世昌继任总统时，按照老规矩，财政部就会送给他150万元的零用钱，其中100万元归总统自己，剩下的50万元则交给财政总长。这笔钱表面上是零用，其实是合法的贪污款项。其实，这种贪污现象不仅仅出现在徐世昌身上，而是整个官僚系统的普遍现象。袁世凯复辟闹得天翻地覆，连制度改革都没能根治腐败问题，这才是民国的根本问题。

再谈民国时期的财政问题，这个问题早在清朝末年就埋下了祸根。鸦片战争后，列强的入侵导致财政危机严重。为了解决财政赤字，清政府开始征收各种税费，其中厘金税最为著名。原本作为临时应急的税种，没想到反倒成了地方官员发财的工具。各种税费层出不穷，中央政府需要钱，而地方官员也在这个体系中分一杯羹，结果厘金成了人人反感的税收制度。更糟糕的是，这一制度一直延续到民国，直到袁世凯复辟时期，中央财政更是出现严重亏空。 民国时期，几乎所有的贸易都被厘金制度拖垮了。正常的货物流通本应畅通无阻，但在一个地方交税，到了另一个地方还得交税。每个省的税率也不同，有的地方按值百抽一，有的地方直接抽二十。商人本来打算做生意，结果被税收压得无法喘息。如果遇到腐败的地方官，那简直是出门就得带着算盘，计算每个地方要交多少税。虽然袁世凯意识到厘金问题严重，但他面对的却是一个腐败的财政体系，根本无力进行有效改革。 即使他想改革税制，引入西方的模式，但地方政府官员只顾自己私利，根本无心配合改革。腐败问题的根源就此暴露，厘金问题直到民国晚期才被废除，但北洋政府时期根本无力改变。袁世凯在任内，财税改革不断遇到阻力，政策效果差，甚至加剧了地方官员对中央的不满。 总的来说，民国的腐败问题根本在于制度上的缺陷。袁世凯的失败不仅是由于个人的野心与腐败，更因为当时的体制深处仍然存在清朝时期的陋规。地方官员为了保住自己的职位，拼命敛财，中央权力虽然集中，但地方对于中央的依赖性却越来越低。袁世凯想通过复辟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但他忽略了体制的根本问题。腐败已深深植根于民国的体制中，依靠任何一个人，根本无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