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时期，四方战火纷飞，国家动荡不安，如何从混乱中恢复秩序？这一问题成为了稷下学宫长达百年的大辩论的焦点，其中义利观便是重要的讨论议题之一。 正反两方的意见相左，因为这一议题涉及到经济伦理，所以参与辩论的主要是儒家学派的孟子和荀子，法家学派的告子，也有黄老学派的管子等思想家的参与。各家学派的思想交锋，激烈而复杂。

孟子的立场：仁义高于利益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关于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思想，他主张国家治理应以仁义为本，而非单纯追求利益。他认为，追求利益必定会牺牲义理，而义与利二者不可兼得，特别是对于国君而言，仁义应该是最为重要的。如果国君过于重视利益，而忽视了义理，结果必将导致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 孟子常常滔滔不绝地为仁义辩护，他曾在齐国担任稷下先生，享受上大夫的待遇。虽然齐国以道家和黄老学说为治理理念，稷下学宫主张百家争鸣，各学派可以自由辩论，但孟子始终坚持自己的立场，认为仁义才是治国安邦的根本。 在稷下学宫，孟子提倡的仁政思想虽然得到了齐国的重视，但由于与齐国的治国理念不同，最终齐宣王并未采纳孟子的政治主张。尽管如此，孟子并未放弃，他最终离开了齐国。

孟子与魏国的对话：没有利，只有仁义 当孟子得知魏国在为摆脱秦、楚、燕、赵的压力而苦恼时，他决定前往魏国。梁惠王问他：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毫不犹豫地回答：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孟子对于当时的诸侯国君们言必称利的做法十分反感。他直言不讳地指出，如果国君追求的是私利，而不是仁义，那么大臣和百姓也会效仿，最终上下同欲，国家必将走向衰亡。梁惠王听后，却觉得孟子的观点过于迂腐，认为他只会空谈道理，脱离实际。

孟子的失望与告诫 孟子认为当时的国君已经丧失了治理的道，大臣们也变成了民间的祸害。他在《告子下》一文中写道：今之事君者曰：‘我能为君辟土地，充府库。’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虽与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 有一位道家宋钘学派的学者得知秦楚两国将开战后，决定前往两国国君处陈述利害，希望两国停战。孟子则反对他使用利害来劝说国王，因为孟子认为，一旦君臣、父子、兄弟间的关系仅建立在利益之上，那么仁义就会被丢弃，最终天下将陷入无法避免的动乱。

孟子劝宋钘，不应仅仅依靠利害来劝说国君，而应当通过仁义来打动他们。他认为，真正能够安定天下的并非利益，而是仁义，正如古代的舜之徒与盗跖之徒所分别代表的两种价值观。 荀子的观点：义利并重，适应现实 荀子的义利观与孟子有所不同，他更加关注现实社会中的人性与实际问题。他认为义与利，人之所两有也。他认为追求道义和私利是人的本性，古代的圣君如唐尧、虞舜，也未能完全去除人民的私欲，而暴君如桀纣也同样无法消除民众对道义的渴望。

荀子认为，趋利避害是人类的自然本能，就如同人类有饥饿时想吃食物、寒冷时想取暖一样，追求利益是自然的需求。即便是大禹、舜帝等圣贤人物，也无法完全摆脱这种天生的欲望。 他进一步阐述，人的欲望如果能够通过后天的教育和自我控制来适度调节，那么社会便可以避免混乱。但如果这些欲望放纵不加控制，社会将面临巨大的灾难。

荀子的义利平衡：用礼义规范物欲 荀子提出，应该通过礼义来规范人们的物质欲望，强调先义而后利，即只有在道义之上追求利益，才会获得真正的荣誉与成功。他警告说，如果人们的欲望没有限度，争斗将不可避免，社会将陷入无法挽回的混乱。 荀子认为，作为一国之君，应该鼓励民众通过正当的手段获得利益，而不是让民众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追求利益。他提倡的礼义就是通过规范来引导民众追求合理的利益，防止一些不正当的行为发生。

荀子总结道，最理想的国君应该是让百姓从正当的利益中获益，并且从中获取合法的收入，而不是通过剥削民众来获得利益。只有这样，国家才能保持稳定，国君也能够长治久安。 总结与评价 孟子的义利观在战国时期的急剧变革中未能得到广泛接受。孟子提倡的仁义虽然崇高，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中显得过于理想化。相比之下，荀子的义利观则更加符合现实需求，他将学术与现实紧密结合，能够适应当时的社会变动，因而受到更多人的认可。 正如司马迁在《孟子荀卿列传》中的总结，孟子的学说虽然高尚，但由于过于理想化，在战国时期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而荀子的思想，凭借其现实的可操作性，影响了后世数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