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的一天，一位身穿军大衣、头戴帽子的男子走进了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他与守卫人员简单交谈了几句后，便与随行人员站到一旁耐心等待。没过多久，一名瘦削、书生模样的囚犯被守卫带了过来。两人之间隔着几步路，男子面色平静中掩不住激动，他缓缓走到囚犯面前。

然而，囚犯看到他时，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兴奋或喜悦，反而怒目圆睁，满眼愤恨。即便他走到自己面前，囚犯依然侧着头，一言不发。面对这样的局面，他一时不知如何应对，更何况当着众人的面难以出丑，只好关切地叮嘱几句好好改造思想，然后悻悻离开。

等到人走后，这名囚犯愤怒地自言自语道：我上了他的当是我脑子笨，当时在北平，他一边与解放军秘密谋划和谈，一边却命令我‘坚守不降’，结果呢？他成了起义的将领，我却成了战犯！

这位囚犯正是国民党的猛将陈长捷，而来看望他的男子则是曾任他的上级、当时的新中国水利部部长傅作义。为什么陈长捷会说上了他的当呢？

傅作义的一生评价不一，有人恨他，也有人赞誉他。他曾是国民党军队的重要将领，在抗日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但在国共内战时期，他因受蒋介石蒙蔽，伤害了同胞和解放军战士。我们不应片面评价他，而应从历史的角度客观看待，去全面了解傅作义。

陈长捷和傅作义的关系并非普通上下级，他们还有深厚渊源。陈长捷毕业于保定军校7期，刚毕业便加入阎锡山的晋军，而邀请他的人正是军校5期的师兄傅作义。当时傅作义是步兵十团二营营长，但他并没有滥用私权，而是给了陈长捷成长的机会。陈长捷也没有辜负期望，从实习排长一路升至第七团团长，直到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时，他已成为61军军长。

抗日战争期间，陈长捷在南口、平型关等地屡次击败日军，建立了不小战功，随后他奔赴黄土高坡和河北平原与日军作战，捷报频传，他也因此频繁晋升，一时间风光无两。1940年，他因拒绝执行与日军合作的命令，与阎锡山发生分歧，阎锡山怒而解除他所有职务。当时，他已担任第六集团军总司令。

处境艰难的陈长捷随后投奔负责绥远的傅作义，并在其帮助下担任边区副司令。然而，由于管理不严，部队士兵掠夺百姓，他再次被撤职。傅作义无奈，只能推荐他到重庆陆军大学深造。几经坎坷，陈长捷陷入低谷，觉得前路无望。

傅作义一直惦记着陈长捷，1947年抗战胜利后发出调令，让他担任天津警备司令，重新回到战场。陈长捷心怀感激，誓言只要有傅作义在，天津绝不失守。

当时大局已向共产党倾斜，东北野战军在辽沈战役获胜后进入关内南下与国民党军作战。陈长捷刚到天津便布置防御工事，严密搜查逮捕共产党人，几乎将天津变为坚不可摧的堡垒。

然而，他没想到即便精锐部队35军布成长蛇阵，也仍被解放军歼灭，张家口失守。退路被封，南行又会受蒋介石控制。傅作义情急之下收缩兵力固守北平，自行调走天津精锐部队，使天津兵力空虚，陈长捷仅剩两个军和一个编制不全的师，难以支撑防御。

傅作义识时务，秘密与解放军接洽，希望和平解决。陈长捷知情后多次请示作战计划，但傅作义只回应坚持就有办法，让陈长捷虽忠心耿耿，心中仍生怨怼。

1949年1月14日，天津失守，陈长捷被俘。而傅作义则通过三次秘密接触解放军，达成共识后撤出25万守军，迎接解放军入北平，实现和平解放。他的选择虽让陈长捷受害，却是以大局为重，避免了百姓流离失所。

傅作义从未放弃救助陈长捷，多次奔走为他争取特赦，并亲自前往探望。起初陈长捷仍抱怨，经过傅作义解释当年的隐秘原因，两位老友才重归于好。

傅作义1895年生于山西荣河，自幼接受先进思想熏陶，1911年16岁投身辛亥革命，曾任起义学生军排长。四年后考入保定军校步科学习，1927年随阎锡山参加北伐，历任团长、师长等职。1930年中原大战惨败，进驻绥远，任晋绥军军长及省政府主席。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快侵华步伐，傅作义负责独石口、镇岭口和怀柔，积极抵抗日军，保护长城一线。他主动出击，阻击日军进犯，并在百灵庙战役大获全胜，歼敌7800人，俘虏300余，战利品丰厚。数月内，他歼灭敌军一个师四个旅，肃清伪军，收复战略要点，极大振奋全国抗日士气，毛主席曾亲笔致信赞誉其英勇。

抗日战争后，傅作义在国共内战中继续担任国民党将领，屡次攻克大同、张家口等重镇，初期严重阻碍共产党行动。然而，他同时展现出人道主义精神。1947年，他当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为民谋利。1949年起义和平解放北平后，他连任多届全国政协委员、人大代表，并担任中央人民政府及水利部部长。

1948年，他率部突袭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计划失败，敌方采用空城计成功避开。他虽在战场上果断，但心怀善念。1998年，傅冬菊在其授意下，为家乡孩子建立学校，虽然中途资金不足，但最终于2001年建成作义中学。 1949年1月底，傅作义变卖个人财产捐献国家，金额达8000万元，为新中国建设提供巨大支持。他的善念不仅影响部下，也感染了家乡亲人，多从事教育事业，留下深远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