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7日，来华访问的韩国总统李在明参观了上海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这座位于上海市黄浦区马当路306弄4号的石库门建筑，在1926年12月到1932年5月这段时间内，是当时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行政中枢。在国内诸多的韩国独立运动遗迹中，这幢建筑是保存最为完整、使用时间最长的一处。它静默地伫立于今日的繁华闹市之中，见证着当日流亡上海的韩国临时政府的坚守与抗争。

多方力量汇聚上海

1919年3月1日，朝鲜半岛爆发“三一运动”。这场旨在摆脱日本殖民统治、谋求民族解放的抗争，虽遭殖民当局镇压而付出巨大牺牲，却促使独立运动由零星的抵抗转变为有组织的政治抗争。为延续火种并争取国际声援，大批志士流亡海外，最终汇聚上海。依托法租界相对特殊的政治与司法环境，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此诞生，标志着韩国独立运动迈入了新阶段。

临时政府的建立，实为多方力量整合的结果。此前，流亡俄国远东的朝鲜人已组建“大韩国民议会”。在“三一运动”爆发当日，汉城代表亦秘密通过《临时约法》，宣布成立“朝鲜民国临时政府”。当时的抵抗力量虽散布各地，但整合的趋势已然显现。随着“三一运动”的消息传至上海，吕运亨等人迅速响应，来自美、日、俄及本土的独立领袖陆续抵沪，各方逐渐达成建立统一领导核心的共识。

最终，姜大铉携带汉城方面的政府名单与宪章草案抵达上海。1919年4月11日，临时议政院在金神父路（今瑞金二路）22号召开会议，正式确定以“大韩民国”为名组建临时政府，并选举李承晚为国务总理。至此，各路力量汇流于上海，为朝鲜半岛民族解放事业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石。同年9月，临时政府在完成整合后公布《大韩民国临时宪法》，这一纲领性文件从法理上彻底否定了日本殖民统治的合法性，也为后来韩国国家建构勾勒出最初的轮廓。

1926年12月14日，临时议政院选举金九为国务领（编注：即政府首脑），组成新一届临时政府。办公地随后迁至金九寓所——普庆里4号，即今天的大韩民国临时政府旧址。在随后的艰难岁月中，临时政府坚守于此，维系着独立运动不灭的火种。

从上海到浙江

旧上海独特的租界体制为独立运动提供了栖身之所。法租界相对独立的司法与警务体制，使日本无法在此任意实施抓捕。与此同时，租界当局内部亦不乏对临时政府抱有同情者。正如金九回忆所述，当日本施压要求逮捕时，租界当局有时会提前通报，使相关人员得以及时转移。

作为远东航运与贸易中心，上海发达的交通与通讯网络为跨国联络提供了支持。来自朝鲜半岛、西伯利亚、美洲乃至日本的志士，依托这一枢纽迅速建立起协作网络；而城市的商贸体系又为资金募集与物资调配提供了便利。与此同时，借助上海成熟的报刊出版业，临时政府持续对外传播独立理念、塑造国际舆论，并争取更广泛的外交支持。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上海成为东西方思想激荡交汇的前沿，各种社会思潮也不断冲击着临时政府内部。20世纪20年代初，围绕“外交优先”抑或“武装斗争”的路线分歧逐渐显现，进一步引发了组织架构上的裂痕，削弱了临时政府的凝聚力。进入1925年前后，临时政府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谷。财政上，由于李承晚等人在美洲另立组织并截留捐款，上海方面陷入严重的资金枯竭；政治上，因理念难以调和，李东辉等亲苏派领导人相继离沪，临时政府遂与莫斯科断了联系。与此同时，漫长的流亡与窘迫的生活消磨了许多早期革命者的意志，人员流失严重。在多重打击下，韩国临时政府在上海的活动日益艰难，影响力跌至谷底。

在风雨飘摇之际，此前任临时政府警务局长的金九成为挽救危局的关键人物。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对东亚的侵略加剧，金九组织“韩人爱国团”，并于1932年4月27日策划了虹口公园爆炸案，成功刺杀日本大将白川义则。这一行动虽然震动了国际社会，但也遭到严酷的报复。法租界巡捕房随后逮捕了安昌浩等十余名志士并移交日方，临时政府遭到重创，在上海的立足空间被压缩殆尽。

然而，危机之中亦蕴含转机，金九的个人声望达到顶峰，南京国民政府开始给予重视并提供实质性的援助。借助与国民政府日益紧密的联系，金九成功整合了各派力量，在经费与组织上难以为继的朝鲜独立党、韩国独立党等团体亦相继向临时政府靠拢，独立运动的火种得以重新汇聚。

在严峻的搜捕形势下，临时政府被迫启动紧急转移，采取了分散隐蔽的策略。金九秘密移居浙江嘉兴；而国务会议主席李东宁、内务总长赵琬九及李始荣等主要阁员，则先由法租界转移至上海城内，随后迁往浙江杭州。此后，临时政府外务总长赵素昂、军务部长金彻等也陆续抵达杭州。至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的主体完成了从上海向浙江的战略转移。除核心人物金九隐蔽于嘉兴外，政府机关主要在杭州运作，由金九办公室主任闵石麟负责两地间的联络与协调。这场惊心动魄的转移，不仅保全了独立运动的有生力量，也开启了中韩互助抗日的新篇章。

并肩抗战

虹口公园爆炸案的发生，恰逢“一二八”淞沪抗战硝烟暂歇之时。这一壮举不仅重创了日本军政高层，更在精神上给予了处于悲愤中的中国军民莫大的鼓舞。正如金九在感言中激昂地写道：“闻此巨响而大叫痛快者，岂独三千万韩人乎？四万万五千万华人宜有同感也。死于沪战之数万生灵，从此九泉冤魂可瞑目矣。”这一刻，中华民族与朝鲜民族在反侵略的战场上，产生了深刻的情感共鸣。

1932年5月10日，金九的公开信《虹口炸案之真相》在上海各大报刊刊出。尽管迫于日方的外交高压，中国报纸不能正面颂扬刺杀白川义则的义士尹奉吉，但新闻界依然通过大量的侧面报道与详尽记述，在字里行间隐晦而坚定地流露着对尹奉吉的敬意与同情。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在国民政府帮助下，大韩民国临时政府踏上西迁的漫漫征途，先后辗转至长沙、广州等地，最终在重庆落脚。

面对共同的侵略者，朝鲜半岛独立运动的志士毅然选择了与中国人民同仇敌忾。随着抗战局势的转变，韩国临时政府也走上了武装斗争的道路。1938年10月，在武汉的烽火中，“朝鲜义勇队”正式成立。这支由金若山率领的队伍喊出了“向敌后进军”的战斗口号。他们转战六个战区、十三个省份，以笔为枪，用数十万份传单与标语瓦解敌军士气，成为抗战宣传战线上的一支奇兵。

1940年9月，为了汇聚更强大的作战力量，临时政府在重庆组建了“韩国光复军”，由李青天出任总司令。光复军不仅誓言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更在1942年与朝鲜义勇队完成合并，完成了军事指挥权的统一。在国民政府的全力支持下，这支部队利用通晓日语的优势，深入前线执行情报刺探、阵前喊话与策反工作。他们的足迹甚至远涉印缅战区。1943年，光复军工作队奔赴南亚丛林，协助盟军进行审讯与破译工作。1944年，在惨烈的第四次长沙会战中，由韩国青年组成的“飞虎队”更是伪装潜入敌营，炸毁日军指挥所，俘获敌方官兵。无论是朝鲜义勇队还是韩国光复军，都在不同战线上与中国军队并肩作战，用行动诠释了两个民族在危难时刻的生死之交。

从上海到汉城

抗战结束后，中国国民政府曾经设想协助韩国临时政府整体归国实现执政，终因美国的反对和地缘政治的博弈而告失败。面对现实，国民政府转而在盟军政策许可的范围内，尽全力协助流亡者尽早返乡。为此，蒋介石特批1亿法币与20万美元的巨额款项作为路费，并出面协调美军调派专机，护送金九一行踏上归途。

1945年11月5日，辗转大半个中国的临时政府领袖们，终于回到了阔别十三载的上海。这里是他们抗争起步的地方，也是归途的中转站。临别之际，金九发表了《致中华民国朝野人士告别书》，表达了对中国援助的深切感怀。面对即将到来的离别，他感叹“依依惜别之情绪，实非楷笔所能罄”，并承诺归国后“愿于联合国宪章之下，从事建立独立民主之国家”，更期盼两国能“互相亲睦，于亿万斯年也”。

当天的欢送集会，特意选址于虹口公园。十三年前，这里曾是尹奉吉投掷炸弹、震惊世界的义举之地。十三年后，这里成为了韩侨欢送领袖归国、庆祝光复的凯旋之地。1945年11月23日，金九一行搭乘美军专机飞离上海，降落在汉城金浦机场。至此，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中国的漫长流亡岁月，正式画上了句号。

大韩民国临时政府在上海成立，这不仅在韩国民族解放斗争史上树起一座丰碑，也使上海成为中韩两国人民在风雨飘摇中患难与共、守望相助的见证地。

（赵崧杰，华东师范大学中韩关系研究中心暨历史学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