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明史》对何腾蛟的批评中，最为荒谬的一条便是说他既热衷权势又昏庸无能，与章旷等人拼命扩充兵员，但却丝毫没有增强湖南的抗清实力，反而加重了百姓的负担，导致民众贫困，财尽人散，派系丛生。随后还引用了王夫之在《永历实录》中的话，强调了何腾蛟和章旷扩军对湖南百姓的灾难影响。然而，如果已经引用了《永历实录》的记载，那么使用时不应有选择性，应该全面反映其中的内容。

王夫之在记载堵胤锡的传记时，提到堵胤锡在担任巡抚时，曾征杨国栋为部将，令募偏裨部曲，并且这些部曲人数曾达到二万多人。既然何腾蛟和堵胤锡都做了同样的事情，何腾蛟为何被批评为昏庸无能、热衷权势，而堵胤锡反而被推崇？难道只是因为堵胤锡接纳了李自成的余部，并且保持了这些部队的相对完整？

此外，何腾蛟和章旷招募的这些部队的战斗力到底如何呢？为了搞清楚这一点，我们需要回顾1646年的新墙河之战，以及明清两军之间的其他冲突。蒙正发在《三湘从事录》中对此有详细的记录。

首先，我们来看看何腾蛟和章旷的军队构成。何腾蛟麾下有平越土师副将吴承宗，带领三千人；黎平土师参将姚友兴与蓝监纪，共带兵两千；参将龙见明与廖都司，两人领兵也是两千；此外，广西柳州副将覃裕春、子覃鸣珂带领的交铳手和狼兵五千。章旷的部队中，有副将满大壮，带兵三千；参将黄茂功，领兵一千；指挥张星炫，领兵二千；都司满其灵，招募到两千。长沙巡道傅上瑞手下也有兵力五千余。加在一起，何腾蛟、章旷和傅上瑞的兵力大约为三万余人，何腾蛟直接统辖的部队有一万两千人。

关于隆武朝廷的历史，《思文大纪》记载了何腾蛟在隆武二年六月报告清兵已聚集数万，准备进攻楚地，李赤心等人未敢出击，只有章旷带领兵力奋战，血战新墙、鼓家岭等地，斩敌六百余，杀伤更多，缴获大量器械。蒙正发的记载也类似，提到章旷如何指挥各路军队在湘阴附近作战，击败了清军骑兵，并追击至新墙河岸。

到三月，明军已经逼近岳州，清湖广当局派遣总兵祖可法、张应祥增援。到了六月，清军派遣万余人进攻新墙河，守卫新墙的明军有满大壮、吴承宗、龙见明等人，总兵力接近一万。然而，经过半日激战，明军被清军击败，副将吴承宗、参将满其灵、都司郭泰等人被俘，东北角的兵力几乎全军覆没。

新墙河失守后，清军继续追击明军至潼溪，遭遇了蒙正发、覃裕春等明军部队的伏击。明军用鸟铳开火，击倒了数百清军，迫使清军撤退。

然而，《三湘从事录》中的一位明军败兵却称，满大壮、陈有功、龙见明等人仍在激烈作战，得到向文明的援助，战损不重。但实际上，清方的报告却指出，满大壮在新墙战役中阵亡，龙见明被活捉。由此可以看出，新墙之战中，明军的伤亡惨重，许多将领和兵力几乎全数丧失。

王夫之在《永历实录》中的记载把满大壮的死亡时间推迟到了永历元年的二月，并且称他是被耿仲明、尚可喜、孔有德等人所杀，这与实际情况相矛盾。

总体来看，何腾蛟和章旷所招募的这些部队战斗力不足，尤其是在新墙河战役中，他们的表现差强人意。两次进攻岳州的失败，导致了他们损失近万人，造成大量粮草和兵员的浪费。从这一点看，将他们仅仅归咎于残民自肥，扩充个人势力显然是片面的。

《南明史》还批评何腾蛟和章旷排挤大顺军余部，将湖南有限的资源分配给了黄朝宣、刘承胤等地方军阀，然而这些地方军阀最终却只会扩充自己的实力，危害地方安全。章旷在与何腾蛟的商议中明确表示，与其用有限的资源支持不可靠的外部军队，不如支持自己能够控制的亲兵。而在《三湘从事录》中的响马一词，指的并不是大顺军余部，而是指岳州战败后临阵脱逃的王进才、马进忠等人。

总的来说，何腾蛟和章旷的目标始终是集中力量抗击清军，并未过多关注其他问题。尽管他们招募的部队在战斗中显得不堪一击，但他们的行为依旧反映了当时南明地方大员对军阀割据现象的警觉，他们的初衷是为了整顿军力、统一抗清力量，这一点无疑是值得肯定的，尽管最终的效果并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