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国上将中，军事指挥员的名字往往比较响亮，如许世友、陈锡联、韩先楚等；而像钟期光这样的政工出身的干部则相对低调一些。

钟期光是一位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的将领，他在土地革命时期就开始参与了南方红军的游击战斗，是这个时期的代表性人物之一。长期活跃在湘鄂赣边界地区，参与了不少战斗。抗战时期，他加入了新四军，担任了团政治部主任和师政治部主任。抗战胜利后，他继续担任华中野战军的政治部主任。1947年1月，山野与华中野战军合并，合并后，华中很多将领都担任了副职，如华中野战军的参谋长刘先胜担任华野的副参谋长，而华中野战军的政治部主任钟期光则担任了华野的副主任。在合并后的军队中，总有正职和副职的划分。比如，山野的参谋长陈士榘、政治部主任唐亮是正职，而华中部队的干部则做出了很大的让步。唐亮和钟期光的资历较深，按理来说，钟期光担任正职更为合适，但为了两军的团结，钟期光选择了担任副主任。1947年7月，华野分兵后，唐亮和陈士榘率领部队独立作战，华野的具体政治工作大部分由钟期光负责。

在战争年代及解放后，钟期光担任过不少副职。新中国成立后，他被调任南京军事学院担任政治部主任和副政委。1957年春，他被提拔为代理政委。此时，南京军事学院的刘院长因身体原因不能继续工作，上级开始组建新的高等军事学院，钟期光被提名为新院的院长。南京军事学院的工作由代院长陈伯钧和钟期光共同负责。1957年开始，学院内开展了反对教条主义的活动，南京军事学院因此进入了风口浪尖。学院的工作受到了批评，院长在外地治病期间被召回北京，在大会上做出了检讨，代院长和钟期光也分别做了检讨，但并未过关。有人指出钟期光的检讨不够彻底。不久后，陈伯钧被调离，去高等军事学院担任副院长，原本是战役系学员的廖汉生接替陈伯钧成为南京军事学院的新院长，和钟期光一同工作。1958年，教条批判达到高潮，学院召开了多次扩大会议。新院长也表示，教学中确实存在一些不足，并且有些言辞激烈的人意见过于尖锐，但他并不认同这些看法。在会议期间，原军事学院领导班子的成员受到了批评并写了检讨，而钟期光也再次被点名批评。即使陈伯钧调离，钟期光也未能得到全面肯定，影响了他的军事教育才能的发挥。此时，钟期光作为院党委书记兼政委提出，考虑到自己是原班子的主要负责人，他建议让廖汉生担任第一书记，虽然廖汉生表示不同意，但依然有人支持这个提议。1959年，钟期光被免去了政委职务，并休息了段时间，随后去苏联治疗。回到北京后，他进入了待命状态。叶帅将他调入军科院担任副政委。

在回忆这段经历时，钟期光坦言，他与萧克的认识一直未变过，尤其是在一边倒学习苏联的政治方针下，聘请顾问、翻译苏军教材等决策，确实对当时的实际工作带来了一些问题。尽管学院内部有很多实际困难，但指责学院为教条主义承担责任是不公平的。后来，钟期光到军科院后，辅助叶帅工作，并一度兼任政治部主任和战史研究部部长。叶帅将彭绍辉、王新亭、宋时轮等安排在了第一线。1963年，钟期光接替王新亭，分管院党委的日常工作，叶帅鼓励他：对你我没有隔阂，你干劲大很好！在军科院的这些年，钟期光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