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发布,就引起了陈再道秘书的注意。秘书看到报纸后,将其递给陈再道,提醒他有时间可以看一看。当得知文章批评了吴晗的《海瑞罢官》时,陈再道对此并不感兴趣。他觉得这不过是文人打官司,认为如果有时间,不如做些更实在的事。 秘书摇了摇头,表示这篇文章似乎另有深意,并提醒陈再道关注文章中的一段内容。秘书念出文章中划红线的部分,指出这段话暗指《海瑞罢官》背后有更深的政治寓意,特别提到海瑞罢官的现实意义,以及这部作品创作的背景——1961年当时的单干风以及一些破坏人民公社的行为。 尽管如此,陈再道仍旧不以为然,他依旧认为这不过是小题大做。他感叹说:刮一刮有什么要紧?有些台子就该拆了。这也是他当时的真实想法:回忆起1958年他下连队视察湖北黄陂时,看到集体食堂前一片混乱的排队场面,群众饥饿难耐,场面一片嘈杂,他心里自然觉得那些地方需要改变。
当时,陈再道并没有意识到,姚文元的文章其实是一次深远运动的开端,预示着即将到来的大时代变革。 到了1966年7月16日,毛主席准备南下武汉横渡长江时,陈再道因病情加重,身体出现明显衰退,决定离开武汉前往北戴河疗养。原本,陈再道应该在疗养期间安心养病,但外界却传来一则又一则的轰动消息,这些消息很快波及到宁静的北戴河,给原本平静的氛围带来了紧张气息。 在此之前,陈再道就曾担心自己离开武汉的举动可能会被误解为临阵脱逃或是躲避运动,但是经过军区其他领导的劝说,他才决定前往疗养。 当时破四旧的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越来越多的人被卷入其中。最初,曾劝他安心疗养的军区领导,这时也改变了看法。军区副政委张广才前来看望陈再道,询问他的身体状况后,便提起了当前军区内的运动情况。 陈再道敏锐地察觉到,张广才此行的真正目的,是希望他能尽早回到岗位上,主持大局。张广才带着这种暗示传达了上级的期望。 此时,陈再道的身体并未完全恢复,尽管已有所好转,但他已经不再心安理得地休养,于是决定离开北戴河,回到工作岗位。 在回武汉的火车上,陈再道和随行人员最初还谈笑风生,但随着时间推移,气氛渐渐冷淡,大家开始拿出扑克牌消磨时光。然而,就在他们玩得正欢时,几个戴着袖标的小年轻突然从车厢的另一头走了过来,气势汹汹地对他们发难。 这些年轻人一开口就让人不悦,指责陈再道他们在玩扑克是一种四旧行为,是资产阶级的闲情逸致,要求他们立刻停止。陈再道的随行人员和这些小年轻发生了争执,争论愈演愈烈,直到这些年轻人指责他们不关心国家大事,甚至给随行人员扣上了修正主义的帽子。 看到事态升级,陈再道终于无法坐视不理,他猛地站起身,拍桌子大声喝道:打扑克算什么修正主义?你们给我说说,我就是走到天边,也要和你们说清楚!最后,在其他乘客和列车员的劝解下,这群小年轻才离开。这件事给陈再道留下了深刻的阴影,他意识到,这样的小年轻在社会中并不罕见,而是普遍现象。正如他后来所预见的那样,整整一年后,他果然因政治斗争倒台,遭到严重迫害,身陷困境,地位一落千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