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不是没有培养有用的人才,而是已经无法挽回。整个统治集团已经腐化到无法拯救的地步,没法再改变了。
清朝的旗人一旦入旗,就成为国家的铁饭碗人,他们一辈子都由政府供养。经过几百年的养成,这些旗人形成了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享有特权,且这种结构根深蒂固,几乎不可能被动摇。 这些依靠国家供养的既得利益者,早已变成了只会寄生在普通百姓身上的蛀虫,他们不仅愚昧、腐化,而且目光短浅,看不起普通百姓和农民。虽然他们自身能力不足,但却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权力和特权。当危机降临时,按理说,这些既得利益者应该出资援助,帮助政府压制革命的蔓延。然而,他们不仅什么都没有做,还一心只顾着保护自己的利益,将财富视为比国家更重要的东西。清政府的权力并不是来自于民众的支持,它无法代表最广泛的民意。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清政府必须依赖这一部分有特权的群体,并为他们提供最大程度的经济、政治和身份上的保障。 为了稳固统治基础,清朝通过设立入旗制度,形成了严格的阶级壁垒,让这些旗人享有明显高于普通百姓的待遇和政治地位。但由于八旗群体的成员是固定的,无法扩展,为了避免激起其他群体的不满,封建帝国会通过科举制度为一部分有才学的读书人提供上升的机会,避免整个社会的上升通道被堵死。这样,帝国最初的既得利益集团和通过这些有限的机会进入的群体,最终构成了帝国统治的基石。每一个封建帝国都会竭力保持这一基础群体的稳定。日本公使伊集院彦吉曾一针见血地指出,奕劻在清朝面临危机时,把保护自己家族的财产放在首位,却完全忽视了对国家的责任。大部分旗籍权贵在危机中忙着转移财富,保住家业,虽然他们偶尔也有捐赠,但那也仅是保住家产的一小部分,根本谈不上毁家纾难。在清朝末年的十年里,真正具有政治远见的旗籍权贵几乎可以数得出来。麻木不仁、安于现状、追求即时享乐几乎成了满族贵族、世家和既得利益集团的共同心理。这种心态是长期生活在舒适环境中的既得利益者的必然结果,他们过着富裕的生活,习惯了安逸,久而久之变得懒惰、不思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