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六哥郑耀先的历史原型可能是军统局行动处处长程一鸣，四哥徐百川的历史原型可能是原保密局北平站站长徐宗尧。程一鸣直到1962年才从澳门潜伏回来并公开身份，而徐宗尧在北平解放时投诚，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后，成为了政协委员。这与《风筝》最后一集中，徐百川一直在寻找六弟郑耀先的情节基本相符。至于影子韩冰的历史原型，不止一个，甚至影子的身份也不止一个。有读者认为，影子实际上是一个小组，每个人都可能是假的，但每个假的也可能变成真的，真假取决于谁最终暴露。另外，也有观点认为，原山城地下党负责人、解放后担任山城公安局副政委的袁农，可能也是影子之一，不过他在韩冰之前就已经去世了，所以人们才认为韩冰才是真正的影子。

袁农在《风筝》中不仅领导了山城地下党，还能调动和指挥山城游击队，然而他在被捕后，却奇迹般从渣滓洞集中营幸存下来。于是，许多人开始怀疑他是叛徒——毕竟，所有未在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前被解救出来的地下党员都已牺牲。袁农怎么可能毫发无伤地进入山城公安局任职？在原军统局总务处少将处长沈醉的回忆录中，提到一个山城地下党负责人曾被重庆绥靖公署第二处少将处长徐远举抓捕后叛变，他正是曾任地下党重庆市委书记、川东临委委员、重庆市工委书记的刘国定。在解放前，地下党各城市的工委书记一般直接负责地下工作的。据沈醉回忆，老蒋从重庆迁回南京后，在重庆成立了绥靖公署，徐远举被毛人凤任命为绥靖公署第二处少将处长（此前他是保密局行动处副处长、川康区代区长，军衔上校）。1948年春，重庆地下党将《挺进报》直接寄给了重庆绥靖公署主任朱绍良，朱绍良立即叫来徐远举，狠狠批评了他。徐远举知道自己失职，最终忍气吞声表示一定会全力破案。徐远举和沈醉曾是铁友，他向沈醉吐露，朱绍良批评他时骂得如同狗血淋头：你负责的第二处工作做得太差，工作人员无能，这份报纸已经发行了十多期，我们还没破案，今天竟然落到我头上，怎么向总裁交代？徐远举被朱绍良责骂得无法入眠，最后在毛人凤的指令下，保密局重庆站站长吕世琨（后来调往成都站）和继任站长颜齐举全力协助，事情才有所进展，于是影子们便开始出现。

徐远举和颜齐是洪公祠特训班的同学，颜齐将重庆站特务获取的情报交给了徐远举，帮助他在1948年4月破获了地下党开设的小书店，逮捕了任达哉、陈柏林等。任达哉很快叛变，供出了重庆市委委员许建业，通过任达哉的供词，徐远举抓捕了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这个市委书记也太软弱，一受威胁便立即叛变，他一叛变，交出了大量地下党员。十多天内，重庆市委领导下的地下党员几乎被捕了大半。冉益智作为市委副书记，也在刘国定叛变后，受到威胁，最终也跟着叛变。无论袁农的历史原型是刘国定还是冉益智，他被捕后都叛变了。沈醉证实，冉益智叛变后变得极为卖力，他亲自带队特务抓捕江姐江竹筠和川东地区工委书记涂孝文。涂孝文被捕后，在冉益智的劝说下很快叛变，并帮助特务逮捕了川东地区十多位共产党的重要干部，其中包括川康特委蒲华辅。

任达哉、蒲华辅、涂孝文等四个叛徒，在解放前都被保密局特务枪毙。被捕的重庆地下党员中，超过一百三十人，除二十多人通过各种关系获救外，其他大部分在屠杀中丧生。最后一批幸存者，也在1949年11月27日的大屠杀中遇害，场面惨烈，无人幸免。沈醉对军统（保密局）刑讯手段的残酷性十分清楚，连经过特殊训练的老特务都无法承受：我亲眼看到戴笠派人去扣捕重庆稽查处长陶一珊，这个在重庆人民眼中的恶魔陶一珊，一看到特务们，脸色立即变得惨白，说话也说不清了。能让恶魔都发抖的刑具，恐怕即使是袁农也未能避免变节的可能。

在那特赦十年里，袁农表现得可疑之处不在于是否能逃脱，而是在他与江万朝的关系上。江万朝作为影子，在审讯中自杀，而袁农则顺利接任了副政委。袁农坚决否认江万朝是影子，并毫不避嫌地去医院单独会见他。当时，江万朝在袁农的暗示下开始哭泣，袁农与江万朝的对话没有人听到，而那个能够让江万朝暴露的蹩脚小特务也及时出现了。江万朝的影子身份终于坐实，而另一个影子韩冰则安然无恙。如果影子不仅仅是江万朝和韩冰，那么袁农是否也有重大嫌疑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