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长安街知事

梁启超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思想启蒙者、致力传统社会向现代转型的伟大先驱。解玺璋所著《梁启超之困：梁启超与清末自改革》，把他放到清末立宪运动的独特背景下观察，通过其个人经历和思想变化，折射中华历史上关键转折时期的社会政治思想状态。

探寻国家现代化的内生动力

“冲击-反应”范式是西方历史学家从欧美文明发展的自身本位出发，对中国现代化提出的一种理解，强调了中华文化的惰性和被动。此观点曾长期在国内外传播，中外思想学术界都有一定程度的接受。该书另辟蹊径，首先对费正清提出的“冲击-反应”范式提出质疑，从中华学术思想自身的发展脉络出发，借助对长时段学术思想历史的考察，剖析、梳理出“自改革思想”在中国文化内部的酝酿、发展脉络。

梁启超通过追随康有为继承了我国传统学术思想发展的最新成果。黄遵宪对梁启超的影响也很重要，主要体现在对西方政治学术的见识上。《日本国志》以及他对日本变法维新的介绍、对欧美各国政党政治的了解、对政治团体和政党联合力的认知，都形塑了梁启超对世界大势的判断。

影响梁启超的另一位思想大师是严复。严复所倡导的学习西方，已经超越科学技术、经济模式和政治制度层面，进入了思想观念、伦理价值层面。严复对西方自由观念及社会群体的进步与国家强弱之间的关系表现出很高的关注度，认为富强的本质在于“利民”，由此提出“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而“开民智”“新民德”是梁启超一生的最大追求和成就。

通过对梁启超与清末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梳理，作者指出中国在走向世界的现代化过程中，有从内部成长的思想变化因子的巨大作用。

书生报国 以笔为旗

此书系统呈现了梁启超干预社会、投身政治的主要方式：写作。在维新之后与辛亥革命之间，梁启超的主要活动领域在思想言论界。他主要以报纸为舆论阵地进行民众思想启蒙，同时也通过文章指导社会政治运动。

作者指出，梁启超在清末的思想探索是不断推进的，并非保持不变，其思想的发展与历史形势的变化同步。总的来说，梁启超的思想经历了维新、保皇、君主立宪等多个发展阶段。他在历史前进和思想发展的各个时期所专注的领域和思想取向也并不相同，但是以言论、文章作为影响政治的主要武器则一以贯之。

在梁启超的启蒙者生涯中，办报是一个主要方法。公车上书时期，他参与出版的《中外纪闻》既是最初的尝试，也是其办报生涯发轫期的成果；随后在上海主笔《时务报》近两年，初步确立自己报界巨子的地位。戊戌变法失败后远走日本，接连创办《清议报》《新民丛报》《政论》等报纸，持续不断地利用这些言论阵地，致力于他开启民智的舆论呼吁。

梁启超在特定时期撰写的指导性政论文章更是厥功至伟。1906年清朝开启预备立宪后，梁启超立刻停止了与革命派的报纸论争，认为积极准备和推广宪政知识是当务之急。他为此发表的一系列文章成为资政院的行动指南，也为一代人普及了现代政治运作的实践知识。

从开启民智到呼唤新民

梁启超关注重点之一是中国国民的教育问题，大体上经历了从开启民智到呼唤新民的不同发展时期。

在维新时期，梁启超更大的期望是能够影响当朝者，对朝廷抱有巨大期待，期望自上而下的“自改革”能够完成君主立宪。维新变法失败后，梁启超丧失了直接参与改革和影响朝廷的机会，开启民智成为他致力最多的方向。他对启蒙民众重要性的认识由来已久，早在变法之初，就把“开民智”看作国家自强的“第一义”。

随着其思想的发展，他的核心关切逐渐集中在培育新民问题上。凭借长期阅读、游历欧美考察和思考，梁启超发展出一种对世界秩序的新认知，由以中国为中心的大一统的天下观，进化到以中国为一分子的近代民族国家的天下观。他认为中国固有的伦理道德，难以处理个人与现代国家的关系。“要以公德重建个人与国家的关系……公德最重要的内容，即人的政治觉悟、人的权利意识的觉醒。”

作者：李伟东，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