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金灿荣对古希腊文明和亚里士多德提出质疑，结果不出所料，他遭到了很多批评，被指责为学术义和团、反智、民粹和自嗨等。总之，在某些人眼中，提到中国历史的质疑被认为是独立思考，而质疑西方历史则被视为反科学。实际上，问题并不在于中国人不能承认西方更为优秀，或者无法接受西方自古以来的辉煌，而是西方古代历史的确存在许多问题，很多时候这些问题与常理相悖。例如，本文将要讨论的天关客星，在欧洲的文献中就表现得十分反常，这也让人不禁对西方历史产生怀疑。

北宋至和元年七月（即公元1054年），宫廷天文学家杨惟德观察到星象发生了巨大变化，他在白天竟然看到了非常亮的新星。由于这颗新星出现在天关（金牛座）的方向，宋朝的天文学官员们将其命名为天关客星，意为到访天关的星星。《宋会要》记载：至和元年七月二十二日，守将作监致仕杨维德言：伏睹客星出现，其星上微有光彩，黄色。初，至和元年五月，晨出东方，守天关，昼见如太白，芒角四出，色赤白，凡见二十三日。此事也在宋史仁宗本纪、天文志及续资治通鉴长编等史料中有所记载。

根据文献的记载，天关客星在白天可见的时间持续了23天，而在夜晚的可见时间则长达一年十个月，直到之后才逐渐消失。从现代的天文学角度来看，天关客星其实就是一次超新星爆发，它留下的遗迹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蟹状星云。毫无疑问，天关客星代表着一次重大的天文现象，且持续时间较长，白天也能看到，任何具备天文传统的国家和文明都不可能错过这种重要的天象，必然会将其记录下来，这是符合正常历史逻辑的。然而，虽然中国和阿拉伯地区都有相关记载，欧洲却完全没有任何相关的记录。直到17世纪后，欧洲的天文学家戴维斯在观察到天关客星爆炸后的残余物——蟹状星云时，才将其记录下来，并于1774年将其收录在梅西耶星表中，成为第1号天体。

根据西方的历史叙事，文艺复兴时期西方获得了古希腊典籍，从而带动了天文学的发展。尽管当时基督教神学占据统治地位，天文学的发展进程缓慢，但天文学仍被视为重要的学科之一，主要用于计算复活节等节日的日期。换句话说，正因为欧洲有天文学的传统，才得以延续并发展古希腊时期的天文学。公元前45年，古罗马制定了儒略历，一年划分为12个月，四年一闰，平年365日，闰年366日。此历法一直沿用至1582年。儒略历的使用表明，古罗马时期已有了对天文学的相当了解，而这也说明，欧洲古代天文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得到重视的。

问题在于，既然欧洲有天文学的传统，也有天文官员，而且至少对天文比较重视，按常理他们应该会观测并记录下天关客星这一重要天象。若仅仅是一般的星象，偶尔出现遗漏是可以理解的，但像天关客星这种重大变化，若未被记录，实在令人难以理解。既然不太可能是因为遗漏，那么为何没有记载呢？虽然我们已经无法确切知道其中的原因，但这种一方面重视天文、另一方面却没有记录下如此重要星象的矛盾，实在让人费解，进而也使人对西方历史的叙事产生怀疑，因为这实在是不合常理。

最后，还有三点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首先，按照西方历史叙事，欧洲古代天文学非常辉煌，古希腊天文学和古罗马的儒略历等都表明欧洲天文学曾经取得过显赫成就，但据说欧洲的第一座天文台是由丹麦的第谷在1576年建立的。在没有长期的定点天文台进行观察的情况下，欧洲又如何能有如此辉煌的天文学和先进的历法？其次，周代以来的重大天文现象，只要能够看到，中国的文献几乎都会有相关记载。而西方历史一方面宣称古代天文学辉煌，另一方面却遗漏了重大天文现象，这种现象实在令人困惑。最后，很多人质疑西方历史并非出于现实的原因，而是因为西方历史中确实存在太多违背常理的地方。例如，欧洲对天关客星没有任何记载，这样的情况难以让人不产生质疑。如果想要消除这些质疑，西方历史的维护者首先需要给出合理的解释或证据，否则这些质疑只会越来越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