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的精髓，在于顺应了战国时期的时代潮流，推动秦国从半奴隶制社会向封建制社会转型，打破了贵族专制的统治结构，促进了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地主阶级走向历史的舞台。春秋末期和战国初期，铁器和牛耕的使用使得大规模开垦和耕种土地成为可能，民间经济逐渐活跃，社会的生产力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当周代旧制度成为制约新兴生产力的瓶颈时，必须进行改革，才能适应时代发展的需求。因此，各大强国纷纷进行不同程度的变革，特别是魏国在李悝变法后，国力迅速增强，一举成为当时最强的国家。然而，秦国由于在春秋后期与中原诸国接触较少，国家相对封闭，缺少社会思想的大动荡，导致其在战国早期显得十分落后。为了改变这种积贫积弱的局面，秦孝公颁布了求贤令，广泛征募人才，商鞅便因此获得了秦孝公的重用，从而开始主持秦国的大规模变法。

商鞅首先通过徙木立信的方式赢得了民众的信任，随后开始了第一次变法，涉及社会制度和军事制度的重大改革。具体措施包括：1.对百姓实行半军事化管理，以伍和什两种编组方式，严格管理户口，并实施严厉的连坐法；2.破除传统的宗族势力，推行小家庭模式，促进小农经济的发展，增加政府的赋税收入和兵源；3.禁止私斗，奖励军功，实行二十等爵制，打破旧贵族的世卿世禄特权，依据军功授予爵位，并按爵位分配土地、奴隶和官职；4.采取重农抑商政策，奖励农业生产者，如免除徭役、授予爵位等，同时对商人加征重税，压制商人阶层。

这次变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秦国的国力迅速增强，甚至与当时最强的魏国抗衡。在桂陵之战后，秦军趁机攻占了魏国的旧都安邑。然而，魏国底蕴深厚，不是秦国可以轻易撼动的，很快秦军被迫撤回。秦孝公意识到要彻底战胜魏国，非一朝一夕之事，于是决定迁都咸阳，并让商鞅主持第二次变法。

商鞅的第二次变法，触及了秦国改革的核心，主要包括土地制度和政治制度的改革。具体措施有：1.废除井田制，开阡陌，鼓励农民开荒，这一举措将土地所有制从国有制转变为私有制，允许土地自由买卖，极大地促进了小农经济的发展，粮食产量大幅提升，也使国家的赋税收入进一步增加；2.大力推行郡县制，设置县令、县丞、县尉等官职，由国君直接任命，彻底打破了旧贵族对地方官职的控制，国家政权和兵权都集中到了国君手中，极大地加强了君主专制和集权。

经过这些变革后，秦国的旧贵族势力几乎不再能翻起波澜，而代表新兴生产力的地主阶级力量逐渐壮大。同时，国君的权力逐步集中，春秋时代弑君的现象难以再现，君主已拥有除神权外的所有至高权力，秦国逐步走向了未来皇帝制度的雏形。与此同时，秦国的国力迅速增强，而魏国却因战争疲敝，四面树敌，国力日渐衰弱。公元前342年，齐国在马陵之战中大败魏国主力，魏国名将庞涓战死，魏武卒几乎全军覆没，魏国的霸主地位逐渐动摇。秦国趁机猛攻魏国，夺取了河西地区，接着又占领了上郡，魏国黄河以西的土地全数沦为秦国的领土，秦国一跃成为天下的顶级强国，山东六国对其感到深深的忌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