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灭亡确实可以说是因为财政困窘，尤其是穷死了，虽然很多人对此并不陌生，但实际上，这种困境的根本原因，是明朝政府自作自受，自己造成的。

根据《万历会计录》记载，万历前十年（1572-1582），全国的财政收入平均约为1810万两，虽然远不如宋朝时的5000万两，但在大明王朝成立后的276年中，这已经是最高的收入水平了。尽管如此，财政仍然捉襟见肘，收入不足以覆盖支出。

明朝的财政开支主要有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边镇的粮饷，占总支出的44.58%，约806万两。这些军费支出主要用于保障十三个重要的军事重镇，特别是宣府、大同和榆林等，负责保护首都北京的安全。毕竟，国家的安全是最为关键的，因此这些军事开支在当时也合情合理。

然而，更令人担忧的是皇室的庞大开销。以万历前十年的数据为例，皇室的支出高达737.94万两，占总支出的40.77%，几乎与军事支出持平。到了万历三十年（1602），这个数字更是飙升至1526万两，占比52.89%，令人震惊。

那么，明朝的皇帝真的都沉迷奢侈、挥霍无度吗？其实并非如此。像朱元璋、朱高炽、朱见深、朱佑樘、朱由检这些帝王，在生活上都是节俭之人。即使是万历帝，他虽然长期不上朝，也并不以奢靡著称。那么，这些钱都去哪儿了呢？

实际上，用于支撑皇宫的内府开销仅占11.01%，虽然这个数目也不小，但与其他王朝相比，并不算多。真正占据大头的是宗藩禄粮，即对亲王和王族的俸禄，达到总支出的29.76%，约539万两。

这在历史上是一个相当大的比例。像汉、唐、宋这些大一统王朝，宗藩禄粮的支出通常占财政的10%到15%，远低于明朝。明朝的这种开支模式，与朱元璋的决策有直接关系。

众所周知，朱元璋出身贫寒，他深知饥寒交迫的滋味，因此特别关照后代的生活。他制定了一套史无前例的俸禄标准：从十岁起，皇子就开始领取工资，结婚时由国家负担房屋、婚礼等费用。封王后，年俸更是高得惊人，几乎是最高级官员的七倍。而且，皇族后代的所有生活费用都由国家承担，这在历史上几乎没有先例。

甚至，像唐宋时代的宗室子弟，几代后就可能自生自灭，而明朝却是无微不至地照顾宗室后代，这使得当时的民众感叹：我朝亲亲之恩，可谓无所不用，其厚远过前代矣！

这些待遇，民众虽然能理解，毕竟大明的江山是朱元璋打下来的，但他们没想到的是，朱家的人口增长竟然如此惊人。

虽然朱家缺乏长寿基因，但其生育力确实惊人。例如，庆成王朱钟镒就在弘治五年时，已生育子女94人。更离谱的是，他的孙子辈已经多达136人。此后，朱钟镒的后代还刷新了纪录，某位王爷的儿子数竟然超过100个，曾孙竟然多达720多人。如此庞大的家庭，每次聚会时，都需要专人介绍，令人目不暇接。

到正德年间，庆成王自己也搞不清楚自己的宗室有多少了，向皇帝报告时，甚至感到焦虑，要求各府核查。朱元璋建立的大明王朝，皇族人数膨胀得极为迅速。仅仅是朱元璋开始时封的亲王和将军就有49位，而到嘉靖年间，皇族人数已经达到近两万人，万历三十二年更增至八万人。这仅仅是高级皇族的数量。

根据人口学家的研究，明朝末期，朱元璋的子孙已经接近百万。而根据推算，明宗室的人口每三十年增长一倍，增长速度远超普通民众。

如果我们拿清朝的情况做对比，尽管清朝的国运持续了二百多年，满洲的皇族数量从努尔哈赤的父亲塔克世起，数量远多于明朝，但到清朝灭亡时，爱新觉罗家族的成员也仅有两万九千多人。

朱家的生育能力之强，的确让人震惊，而这与其抑藩政策密切相关。自永乐年间起，亲王引兵作乱不断，历代皇帝便加紧对宗室的控制。为了防止亲王们联合地方作乱，皇帝严格规定，亲王们不得出府，连出城扫墓都必须得到批准。更有二王不相见的规定，意图隔离各个王府，防止联合叛乱。

这些制度使得王爷们几乎没有自由，成了高级囚徒。为了增加收入或娱乐，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多生孩子。于是，王府内妻妾成群，生育成为了他们竞争的手段。

然而，与皇族的巨大支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官员的俸禄极其微薄。明代官员的俸禄仅占总支出的0.63%，远远低于其他王朝。 举个例子，正一品官员的月俸大约为87石，折合现代货币大约是1万多元，而正七品官员的月俸仅为7.5石，相当于900元不到。像县长这样的位置，月薪连千元都不到，这样的俸禄使得许多官员生活困难，甚至连最基本的生活都成问题。 所以，我们才能理解为什么有些官员，像孔友谅，面对贫困和压力时忍不住向皇帝诉苦，甚至表示自己勉强维持生计。而即便是像张玮这样的清官，最后也因经济困境死于贫困，家里没有足够的钱葬身。 可见，明朝的财政困境，除了皇族的奢侈外，还有官员的贫困，最终导致了国家的穷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