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与窦建德在虎牢关发生过一场著名的战争。那时,唐军和夏军已经对峙了一个多月,但窦建德始终未能突破唐军的防线。为了打破这一僵局,窦建德的谋士凌敬提出了一条计策:“越过太行山,进入上党,威胁蒲津。”
这一计策得到了后人一致的认可,认为如果窦建德采纳,李世民必定会顾此失彼,唐军的优势将瞬间消失。若此时突破,既能解救洛阳之围,又有可能借机击败唐军,进而实现天下三分的局面。
凌敬的计策听起来相当惊天动地,似乎能轻松地扭转乾坤,仿佛凭一己之力便可决胜千里,三分天下。但问题来了,窦建德为何没有采纳这一计策呢?凌敬真的是智谋过人吗?恐怕未必如此。我们不妨从当时的历史背景来分析。
武德三年(620年)七月,李世民带领唐军抵达新安,正式开始了攻打王世充的大郑政权的洛阳之战。李世民采用了逐步蚕食的战术,从外向内包围,最终将王世充困于城中。唐军的兵力布置大致如下:
李世民坐镇新安,距离洛阳约七十里;
西线由罗士信占领慈涧,距离洛阳约四十多里;
南线由史万宝攻占宜阳和甘棠宫,并控制了龙门,距离洛阳南边约四十里;
东线由王君廓占领洛口,切断王世充的粮道,先后攻占轩辕关和管城,最终包围了虎牢关;
北线由刘德威从河东出兵攻占河内,黄君汉则占领了洛阳北面的孟津和回洛城。
这五路大军几乎将洛阳围得水泄不通,经过数月的激烈战斗,唐军陆续攻占了周围的三十二个州,王世充的局势愈发严峻。
在这场战斗中,李世民毫不掩饰他的决心,甚至将大本营转移到北邙山,距离洛阳仅十几里,准备在关键时刻集中力量突破。郑军接连失败,到了武德四年二月,王世充的侄子和其他重要官员相继投降,王世充已经走到了绝路。
然而,王世充没有选择投降,而是通过隔河向李世民求和。李世民懒得回应,直接指派宇文士及回应:“自缚来降,酒肉招待。” 但当一方被逼至绝境时,他们的反击往往出乎意料。郑军在极度困苦的情况下爆发了强大的战斗力,接下来的一个月,竟成了艰苦的拉锯战。
在这期间,李世民再次险些丧命。一次,他在忙里偷闲时前往榆窠打猎,被单雄信盯上。眼看着单雄信的枪尖即将刺穿李世民的胸膛,幸亏尉迟敬德及时出手救了他。还有一次,李世民带着少数亲兵冲进敌阵,结果因为不熟悉地形,队伍被冲散,青骢马也在混乱中被射杀。好在丘行恭及时让出自己的坐骑并保护李世民。
洛阳城坚不可摧,攻城战的困难重重。唐军攻城二十多日,始终无法突破。而李世民始终坚持认为王世充已经强弩之末,洛阳城的破裂已经指日可待,因此他不愿撤兵。
然而,就在这时,唐军收到了一条震惊消息:窦建德的十万大军正赶来增援王世充。李世民原本没把窦建德放在眼里,他知道夏军位于河北,想要增援洛阳需要穿越已被唐军占领的河内,并且窦建德和王世充有深厚的宿怨,两人合作的可能性很小。
但是窦建德并不是盲目行事,他深知“唇亡齿寒”的道理,决定放下个人恩怨,选择绕过河内,从曹州、杞州绕过虎牢关,西进洛阳。他的一举一动让唐军感到了威胁,局势突然变得紧张起来。
此时,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将领,如郭孝恪和薛收,站了出来,他们认为这是一个绝佳的机会,能将两方敌军一举吞并。薛收提出了具体的作战计划:一部分兵力继续围困洛阳,另一部分兵力东进,阻击窦建德于虎牢关。
李世民采纳了这一建议,亲率3500精骑直赴虎牢关。尽管窦建德来得稍晚,但最终唐军还是占领了虎牢关,双方开始隔河对峙。唐军的后续部队陆续到达,兵力增至八万,与窦建德的军队不相上下。两军在这种平衡的局面下都变得非常谨慎,虽有小规模的冲突,但并未对大局产生决定性影响。
然而,李世民的军粮出现了问题,运输线过长,补给不畅。为了确保战马能够生存,李世民决定将马匹悄悄带到黄河以北的草地上放牧。窦建德很快得知了这一军事秘密。
幸运的是,李世民截获了夏军的情报,得知窦建德已经察觉了他在黄河放牧的计划,窦建德准备趁机发动攻击。李世民反而利用这一情报,将计就计。他带着部队和战马渡过黄河,故意留下少量马匹在河对岸,让窦建德误以为唐军的重型装备已离开。
果然,窦建德上当了,第二天夏军全军出动,最终展开了决定性的大战。这场战斗,窦建德在战略上犯了多个错误,导致唐军的主力迅速突破防线,夏军的军队几乎在一夜之间溃败。
至于凌敬的计策——他的建议是:唐军应迅速跨过黄河,攻占河阳,然后通过太行山进入上党,并直接威胁蒲津,逼迫李世民回师解围。他认为这将带来三大利益:一是进入无人之境,确保全胜;二是扩张领土,增加兵力;三是解围郑军。
乍听之下,这个计策的确具有诱人的前景,若成功,夏军不仅能解围,还能大幅削弱唐军的力量。但这个计划其实有诸多不现实的地方。凌敬的战略依赖于夏军能够迅速跨越重重防线,然而唐军的防守如此严密,夏军根本不可能成功。
而且,十万大军根本不具备隐秘行动的能力,行动一旦暴露,所有的努力都会功亏一篑。最终,窦建德因内部反对和现实困境放弃了凌敬的计策。
历史给后人留下了许多思考的空间,但从我个人来看,凌敬的计策不过是纸上谈兵,缺乏实际可行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