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寿县，现隶属于安徽省淮南市。 在寿县东南约三十公里的地方，位于现今长丰县境内，有一个古墓遗址，名为朱家集李三孤堆。此地曾出土过战国时期楚王的墓葬遗物。

这座墓葬经历了非常坎坷的命运。1933年，墓葬首次遭到当地土豪恶霸组织的盗掘，五年后，1938年，墓葬再次被广西军阀武装大规模挖掘。 1933年盗掘过程中，出土的文物极为丰富，其中包括鼎、簋、敦、甗、簠等多种青铜礼器，此外还有大量的兵器、乐器、漆器、玉石、陶器和铁器等。 经过专家学者的研究，普遍认定这座墓葬属于楚幽王的陵墓。楚幽王大约葬于公元前228年。 目前，这些出土的文物被分别收藏在安徽省博物馆、天津历史博物馆及其他国内机构，至于1938年军阀盗掘的器物，至今下落不明。

朱家集李三孤堆墓址最早是因一场大洪水暴露了古墓的痕迹。 1931年和1932年，寿县连遭洪涝与旱灾，地方官员以“救荒”为名，组织了规模庞大的盗墓行动。 1933年4月11日起，朱家集地区的朱、庞两大姓族人主导，124人参与了盗挖，直至7月12日才结束，期间挖出了超过800件铜器。 地方政府虽有尝试干预，将大部分青铜器移交给安徽省立图书馆，但盗掘期间，部分文物已经被转卖给古董商，流入市场，散落各地。

1934年11月，中央研究院派出了安徽舒城的李景聃等专家前往现场调查，后来他们撰写了《寿县楚墓调查报告》，并刊登在《田野考古报告》第一期上。 1981年至1983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在河南淮阳马鞍冢进行考古发掘，推测该墓为楚顷襄王和他的夫人的合葬墓。 马鞍冢由南北两座墓冢组成，南冢设有东西两条墓道，呈“中”字形，北冢只有一条东向的墓道，形状像“甲”字。

但这两座墓都遭遇了严重的盗掘和破坏。

在两座墓的西侧各有车马陪葬坑，南车马坑埋有泥马20多匹、车23辆、旌旗6面，北车马坑则埋有24匹马、8辆车。 这些遗迹为我们了解楚王陵墓的规模和葬制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在战国时期楚国的青铜器中，有两件较为重要的器物。 其中一件是楚王酓鼎，1933年在安徽寿县朱家集楚王墓中出土。这口鼎高大，带盖，通高55.6厘米，盖内外及器口共刻有66字铭文，器口和盖内还写有“集脰（厨）”两个字，表明这口鼎是属于楚王室厨房的器物。现收藏在天津历史博物馆。

另一口类似的青铜鼎，收藏在安徽省博物馆，形状相似但略矮，通高51.8厘米，铭文62字，内容与前者相近，仅铸工名不同。 这两口鼎的铸造时期是楚幽王熊悍在位时（公元前237—前228年），铸造地点为楚国的都城寿春（今安徽寿县）。 对楚国的考古文化的初步了解始于20世纪20年代。 当时，淮河流域，尤其是安徽寿县周边，曾盗掘出多件青铜铜镜，这些铜镜流传至海外，欧美学者认为它们早于汉代的样式，称之为“秦式镜”或“淮式镜”。

1926年，瑞典学者加尔白克在蚌埠工作时，首次将这些出土的早期铜镜命名为“楚镜”。 随着朱家集李三孤堆楚王墓的发现，楚国青铜礼器的研究逐渐深入。 1933年、1935年和1938年，地方豪绅和军阀三次盗掘李三孤堆大墓。由于大量器物被分散流通，收藏和记录也十分零散，出土的文物数量难以精确统计。 根据邓峙一在《李品仙盗掘古墓亲历记》中的记载，出土的文物超过三千件，朱拜石的遗稿《考订寿县出土古器物稿》估计为七八千件，《楚文化考古大事记》则称为四千多件。 这些出土文物种类繁多，涵盖青铜礼器、兵器、量器、工具、玉器等多个类别。

根据统计，李三孤堆大墓中出土的铭文青铜礼器有70多件，其中带有“楚王酓肯”铭文的有1鼎4簠1盘，带“楚王酓”铭文的有1鼎1盘。 当时，学界对楚王的名号有多种解释，“楚王酓肯”被解读为烈王熊元、楚哀王或楚王负刍等多种说法。 而“楚王酓”则几乎被认定为文献中记载的楚幽王熊悍。 目前，学术界普遍认为该墓为楚幽王的陵墓。

对于这些铜器的文化特征，学者刘节通过将寿县楚器与中原器物在形制和纹饰上进行对比，认为“楚郑之风相近”，“楚人之风源于虢郑，广泛流传而不自觉”，并指出楚器与郑器之间有许多风格相似之处。

自朱家集楚器出土后，相关的考古与铭文研究逐渐兴起。

1935年，郭沫若编纂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在日本出版，汇集了大量楚器铭文，丰富了古文字学领域对楚文字的研究。 郭沫若指出，周时期的文化可以分为南北两系，江淮流域的诸国属于南系，黄河流域的则属于北系，而徐、楚则是南系的中心。

楚文化的科学考古研究始于1951年，当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长沙发掘了160多座墓葬，其中包括73座战国楚墓。

湖南省博物馆随后又发掘了209座楚墓，并通过出土的陶器首次区分了春秋楚墓与战国楚墓。 1965年末至1966年初，湖北省博物馆在江陵发掘了望山1号和2号墓及沙塜1号墓等中型楚墓。

其中，望山1号墓出土了著名的越王勾践剑，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尽管当时缺少明确的对比资料，墓葬年代的判断存在争议，整体上偏早。

这一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楚国考古年代学的厘定上。 20世纪70年代后期，楚系器物的年代序列逐渐建立。 1975年到1976年，江陵纪南城东部雨台山出土了500多座楚墓，分为七期。 这个阶段，关于大中型铜器楚墓的年代序列逐步得以完善。 1978年，江陵发现了天星观1号墓，墓主为邸阳君番乘。墓中的竹简记录了“秦客公孙鞅问王于纪郢之岁”，公孙鞅即商鞅，活动的年代为公元前361至前338年，墓葬年代被确定为楚宣王或楚威王时期。 1979年，湖北随县曾侯乙墓的发现，成为楚国铜器墓年代学确立的重要依据。 1986年，湖北荆门包山墓地发掘出一座中型贵族墓，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