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是商朝之前的一个政治实体，但其历史非常模糊，最早的记载只能追溯到西周时期，时间上至少相隔了六百多年。虽然我们不能因为事件发生的时间距离史书成书的时间太久远就否定文献的真实性，但由于武王伐纣的事件在战国时期就被批评为人臣弑君，加上古人有伪托名著书和篡改历史的前例（比如伪《古文尚书》和《竹书纪年》），所以，西周传下来的关于夏朝的记载自然会受到怀疑，可能存在有利于西周巩固政权的修改和添加。

例如，关于夏朝这一名称，现有的考古发现表明，我国在龙山文化时期便出现了国家文明的雏形。早在二里岗早商文化之前，浙江的良渚遗址、山西的陶寺遗址、陕西的石峁遗址、河南的二里头遗址等地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聚落，且内部有明确的贫富等级，外部还有从属于中心的附属聚落。其中，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夏文化晚期的都邑，这一点得到了许多国内学者的认可。所以，商朝之前确实存在一个政权，这已不容置疑。但问题是，商朝之前的政权是否真的叫夏朝？

这个问题的产生，主要是因为历史上曾经出现过曾随之谜的情况。曾国和随国这两个西周的诸侯国曾困扰史学界多年，史书上提到的随国，在考古中却没有找到任何证据。直到曾侯乙墓的出土，才揭示了随国其实是曾国的别名。类比到夏朝的情况，既然现有的关于夏朝的记载都是西周时期的文献传下来，那夏朝的名称也有可能是周人所称，而不是夏人自称，甚至可能周人根本不知道商朝前的政权叫什么，于是创造了夏这个名字。这一推测是有一定依据的。

首先，西周传下来的《尚书》与《诗经》等典籍中，周人对商朝的称呼有商、大邦商、殷等，而在陕西周原出土的甲骨中，商朝的君主被称作衣王，其中衣与殷同义。商朝被后人称作殷商或殷，但甲骨卜辞中并未发现商朝人自称殷，而是称商为国号，大邑商、天邑商、中商等为美称。可见，殷这个名字其实是周人根据商朝都城在殷而赋予的，而随着周人建立政权，这一称呼也影响了后代。

此外，我国目前已知的最早文字系统是甲骨文，比甲骨文更早的则是陶寺遗址的扁壶朱书和二里头等地的刻画符号。虽然甲骨文中已发现了夏字，但在更早的刻画符号中，并未找到表示族徽或政权名称的夏字。

至于二里头遗址，尽管它被认为是夏朝晚期的都邑，但仍然存在争议，主要是因为迄今为止，在二里头遗址中并未发现明确指向夏的证据。甚至在商代的甲骨文和金文中，所见的夏字形象似乎仅代表一个人跪坐在太阳下，与夏朝的政权象征意义关联不大。

西周时期关于夏朝的称呼也并不统一，秦公簋铭文中提到鼏宅禹迹，叔夷钟铭文中提到禹之堵。《易纬》有禹四百三十一年的记载，其中的禹并非指大禹本人，而是指整个夏朝。而《礼记》则称夏朝为西邑夏，并且这一称呼得到了战国竹简《清华简》的佐证。在甲骨文中，也发现了西邑这一地名。这些记载表明，夏朝的名称在西周时期是多样的，除了夏，还有禹或西邑之说。

如果西邑夏确实是夏朝的自称，这也可以与商朝自称大邑商相对比。问题在于，如果夏朝自视正统，为什么要称自己为西边的国家？这与商朝自称中商或大邑商显然不同。因此，存在两种可能性：一是夏朝人自称为夏，但由于地理原因，被称为西邑；二是夏并非夏朝人自称，而是后来的周人赋予的名称，类似于殷对商朝的称呼。

要搞清楚夏是否是夏朝的自称，我们需要了解夏字的原始含义。在周文王时期，周人常以夏自居，比如在《周易》和《诗经》中都有提到夏。过去有观点认为，这里的夏指的是夏朝，认为周文王借此自称夏朝后裔，为推翻商朝的统治提供正当理由。但实际上，周文王在起兵灭商的誓言《牧誓》中并没有提到自己是夏朝后裔，而明确自称是西土之人。而在更多文献中，夏也常常与西土挂钩。

例如，《管子》中提到西伐大夏，《淮南子》称西北方曰大夏，《太平御览》则提到伯禹夏后氏。这些文献表明，夏在周人眼中并不总是指代夏朝，而是更多地与西相关。因此，周人自称夏并非来自夏朝，而是源自更古老的西夏概念。

至于夏是否指代商朝之前的政权，某位网友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观点：春秋时期认为夏朝始于大禹，其实‘夏’这个名字应该早于大禹。这一观点似乎得到了考古学上的一定支持。

从文献记载来看，《国语·周语》中提到，帅象禹之功，赐姓曰‘姒’、氏曰‘有夏’，这表明夏作为政权名称确实存在于大禹之前。此外，《逸周书》也记载了西夏这一政权的存在，且这个西夏显然早于大禹。

从考古发现来看，徐旭生提出了晋南和伊洛平原可能是夏朝的都城。考古学家在这两个地区发现了与龙山文化和早商文化相关的大型遗址，其中晋南的陶寺遗址被认为是尧都，而豫西的二里头遗址被认为是夏朝的都邑。尽管考古发掘并未直接确认二里头遗址就是夏朝的都城，但这一地区与夏朝的联系仍然是学界的共识。

总之，夏朝的名称和历史仍然存在很多谜团，但随着考古和文献研究的深入，关于夏的真实面貌，或许会逐渐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