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后,西方对中国的态度发生了迅速的转变。原本他们对中国悠久历史深信不疑,甚至一度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兴趣,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态度迅速转向怀疑,甚至否定了许多历史事件和王朝。特别是关于夏朝的问题,许多西方学者认为夏朝只是中国古代的传说,是周人虚构的王朝之一。
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夏朝在中国人民心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和意义,尤其是大禹因治水而建立的夏朝。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夏朝一直是一个重要的象征。为了寻找夏朝的痕迹,自上世纪以来,许多有志之士便踏上了寻访夏朝遗址的道路。 根据历史书籍的记载,夏朝的都城斟鄩位于黄河和洛水之间。唐代的《括地志》曾考证,古代的斟鄩城遗址位于洛州巩县西南约五十八里远的地方。总体来说,史料中的描述都将夏朝的都城定位在黄河和洛水交汇的地区,这一位置距离巩县并不遥远。 1959年,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在这一地理范围内成功发现了二里头遗址。然而,二里头遗址的具体归属当时学界有很多争议。很多学者倾向于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商朝的都城,徐旭生就曾表示,二里头有可能是商汤的都城。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随着偃师商城遗址的发现,学者们才开始普遍认为二里头遗址是夏朝的都城。 然而,关于二里头遗址的年代,考古学者也提出了质疑。考古队的负责人赵海涛指出,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代为公元前1750年,而夏朝的建立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两者相差约250年,因此他认为,二里头只能是后期夏朝的都城,那么早期夏朝的都城在哪里呢? 关于夏朝前期的都城,有学者提出了新砦遗址的可能性。晋武帝时期,盗墓贼在汲郡(今河南卫辉)的一座战国时期古墓中,发现了一批竹简古书,其中包括《穆天子传》。书中有记载,周穆王曾东游黄泽,在黄台之丘观看夏后启的住所,暗示夏启之墟可能与黄台之丘相关。 史料中还提到,夏启出生在嵩山,但嵩山北部并没有黄池、黄泽或黄台之丘等地方。研究发现,位于嵩山东麓的郑州新密,正有一个名为黄台岗的地方。北魏的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详细记录了黄台岗周围的水系,这与新密地区的水系相符。学者丁山在《由三代都邑论其民族文化》一文中指出,黄台之丘很可能就指的是新密的黄台岗。考古学家在新密发现的新砦遗址,恰好位于这一水系之内。新砦遗址位于河南省新密市刘砦镇新砦村,遗址总面积约为70至100万平方米。这里有外壕、城墙和内壕等三重防御设施,中心区还有宫殿基址,显然是一个重要的王权都城。更重要的是,现代的碳十四测定显示,新砦遗址的历史跨度从龙山文化晚期一直延续到夏代中期,绝对年代为公元前2200年到前1750年。特别是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新砦遗址开始出现城墙和护城河。到公元前1850年左右,遗址进入了新砦期,并发现了大量的祭祀遗迹。这段时期的新砦文化对周围地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且在这一时期,许多东夷文化元素突然涌入。 根据《穆天子传》的记载,夏启时期的新砦遗址应为夏启的都城。大约在公元前2000年,夏启通过大规模建设修筑了城墙和护城河等防御工事,将新砦作为都城。而随着东夷文化的逐渐涌入,新砦遗址在那个时代的政治和文化地位也逐渐上升。 新砦遗址大约在公元前1750年时,夏朝的都城可能迁至了偃师二里头遗址。这一迁都现象与当时的交通条件相符,两地距离并不远,因此可以合理推测,夏朝的都城曾经在新砦遗址和二里头遗址之间迁移。 在大禹的故事中,《穆天子传》提到的黄台之丘是夏启之居,而史书记载大禹的都城则是禹都阳城。这两者显然并不是同一个地方,那么大禹的阳城到底位于哪里呢?大禹的父亲鲧被封为崇伯,而嵩山在古时有崇高的名字,因此有学者推测鲧可能就是在嵩山附近建立了城市。 《水经注》记载颍水出阳城县少室山,少室山位于嵩山西峰,这意味着阳城应该位于嵩山一带。史书记载大禹曾在阳城进行过重要活动,这也与嵩山的地理位置相符。因此,禹的阳城很可能就在今天的登封告成镇附近。 令人惊讶的是,考古学家在登封告成镇发现了一个古代遗址——王城岗遗址,这个遗址距离新砦遗址不远。王城岗遗址包括三座城池,其中大城的面积达到35万平方米,是当时河南龙山文化时期面积最大的一座城市。考古学家还发现,王城岗遗址的下限年代为公元前2020年,这与新砦遗址修建城墙和护城河的时间相符。因此,王城岗遗址的小城可能是鲧的都城,而大城则是大禹的阳城。 综上所述,夏朝的发源地应在嵩山脚下,大禹曾在此建立阳城,而夏启则将都城迁至新砦遗址。新砦遗址在经过250多年后,夏朝再次迁都至二里头遗址。每次迁都的距离都相对较近,符合当时的交通条件。尽管西方学者曾质疑夏朝的真实性,但考古学一再与史书记载相吻合,这一事实证明了夏朝的存在,也说明了中国史书的可信度。西方学者否定夏朝的原因,或许不仅仅是学术上的争议,更可能是某种偏见和傲慢的表现,这值得我们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