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有年轻的时候,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会成长,变得更加成熟。年轻时,我们对社会和人性的理解较为浅显,往往只看到简单的对立,比如善与恶、美与丑、正义与邪恶,判断事物也比较直接,容易冲动。随着年纪的增长,生活经历的积累,我们对社会和人性的认识逐渐变得更加丰富和复杂,也会意识到,社会并非只有非此即彼的黑白分明,还有很多的灰色地带,人性也是多面的。 因此,如果一个人在二十岁时比较激进,容易愤怒,这其实是正常的现象;但如果到四十岁还保持这种简单的极端看法,那就很难与之沟通了,大家的价值观也很难再对接。 宋高宗在刚渡江时,也是充满热血,倾向于主战派。他一心想着北伐中原,迎接二圣,报父仇。为了这一目标,他不仅口头上鼓动,而且还任命了很多重要的官员来负责北伐的筹划,并花费了大量的资金和物资。然而,现实却给了他沉重的打击。每次金军南下,他的军队几乎都毫无抵抗,迅速溃败,部队四散逃跑,根本没有人听从他这个皇帝的指挥。最后他被迫坐船逃亡,靠近福建的海面,忍受饥饿和生命的威胁,形势岌岌可危。
边疆的将领们口口声声喊着要北伐,但金军一来,他们的反应就是溃不成军,赶紧逃跑。那种情况简直就是典型的:敌人没来时大声说敌人不堪一击,敌人一到却又惊呼敌军强大。这种反复无常的情况不止一次发生,年轻的高宗心里也难免开始动摇,逐渐对这些将领的忠诚产生了怀疑,也开始思考他们背后是否隐藏着其他动机。 例如他曾非常倚重的吕颐浩,亲自主持北伐,但最终损兵折将,战果惨淡。后来张浚接手,试图扭转局势。高宗对他非常信任,把他派去四川继续北伐,张浚几乎成了四川的实际统治者,拥有了大权,可以自由任命文武官员。然而,结果仍然是兵败如山倒,关中的北伐基地也失去了。 每一次高宗倚重主战派的结果,都是以惨败告终,不仅损兵折将,还丧失了大片领土。于是,最终他只能把主和派重新找回来,收拾残局。当时的主和派人物赵鼎,其实并非全然的主和派,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想着和敌人妥协,而是希望能够稳住国内局势,选将练兵,积蓄力量,而不是在不清楚敌情的情况下贸然出兵。可以说,高宗的做法就像是在玩一个跷跷板,每当他同意北伐,就把赵鼎调到外地,让他暂时失去影响力。而每当北伐失败,赵鼎就会被召回来安抚局面,而张浚则会被调往外地。其实,秦桧的崛起,也是张浚与赵鼎争斗的结果,类似当时元祐党人与新党间的斗争,最后也带来了蔡京的上位。 宋高宗刚登基时才19岁,那时候的他血气方刚,经历了靖康之变,父母妻子被俘,国家也沦陷。他心中充满了恢复中原、重振故国的渴望。但是,随着他不断地看到自己的军队在面对敌人时几乎每次都不堪一击,逐渐的,他对这些人的信任开始动摇。 想象一下,如果你家里养了两条狗看家护院,每天好吃好喝养着它们,但有一天,一条野狗闯入家门咬伤人,而你家里的两条狗却毫不在意,反而自己先跑了,那你还会继续好好养它们吗?这就是宋高宗的心态。 随着对手逐渐意识到自己并没有能力彻底消灭宋朝,开始寻求和谈的机会,而宋高宗发现自己的军队根本不可靠,他也开始改变看法,逐渐学会妥协。 人也是这样,年轻时可能觉得善恶正邪是最重要的,不屑于利益,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逐渐会意识到,很多事情背后其实都蕴含着利益,只不过是利益的高低问题罢了。尤其是当我们处于中年,发现自己身边的队友不靠谱时,与其依赖这些猪队友去对抗对手,不如和对手谈一个合适的价格,先把自己的队伍整顿好。 岳飞在宋高宗心中很重要,但并非抗金的唯一依靠。高宗最看重的人始终是张浚,因为只要张浚在,不论和金国翻脸与否,总能有能力应对。尽管最后宋高宗杀了岳飞,但张浚却没有被除掉,反而被安排在潭州,作为后手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