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为《圣人的迟暮：康熙晚年的帝国变局》，作者为王恒

01 钱粮亏空

钱粮亏空，是康熙中晚期帝国行政与财政体制暴露出来的最大痼疾之一。正是在玄烨的治下，钱粮亏空是藏在盛世表皮下的隐疾，不断侵蚀清朝财政状况，滋生官场贪腐，黎民百姓苦不堪言，给后世留下莫大隐患。

何谓钱粮亏空，从字面意思上讲，是指从朝廷到各级官府，存储于仓库中的银两和粮食出现短缺，和账面上记载的数字对不上。类似于现代财务会计概念中的账实不符。

古今中外，由于制度不可能尽善尽美、监督不可能无微不至，贪污腐败这类的个人犯罪行为也不可能完全杜绝，这类亏空现象肯定是无法完全消灭的。但是，出现大规模的、普遍的甚至制度性的钱粮亏空，导致国家账目一片混乱，财政运行一团乱麻，形成巨大的政治和社会问题，这种情况却并不多见。在清朝，它是一个典型的全局性问题。

具体来说，清朝的国家性钱粮亏空，是在康熙年间逐渐形成的。它在康熙晚年，在老年玄烨一味宽纵、一团和气、但求表面相安无事的政治气氛中，达到第一个高峰，经过雍正即位后刚猛有力的纠治整顿有所好转。然而，它到乾隆时代特别是乾隆晚年再度抬头，至嘉庆、道光以后，终成不可收拾之势。

康熙时期的钱粮亏空问题，严重到了什么程度？按照雍正初年的估计，从康熙十八年到五十三年（1679—1714年），各省累积的钱粮亏空数量，是白银八百万两、米谷一百九十万石。而从康熙五十四年到六十一年（1715—1722年），短短七年时间，亏空又累积了白银九百一十三万两，米谷二百二十四万石。全国基本是省省亏空，无一幸免。有的地方连续亏空二三十年，有的地方账面上该有的钱粮有一大半都是亏空，财政运行状况不良。

据估测，清朝各级官府、各级官仓的钱粮亏空数额加在一起，有三四千万两白银，与康熙年间国家一年的财政收入相当。另外，根据清朝户部档案，雍正元年（1723年）户部银库的实际存银数，也就是玄烨交给儿子胤禛的家底，是两千三百七十一万一千九百二十两，算起来尚不足以弥补各级官仓的亏空。这样看来，玄烨留给胤禛的遗产，其实是一笔负资产，是一个财政上的大窟窿。

制度性的钱粮亏空，危害不言而喻。本应严肃认真对待的国家账目，变成无人当真的数字游戏。白花花的银两，沉甸甸的粮食，有些从头到尾只在纸面存在，有些则在完全失控的状态下被各种挪用，拆东墙补西墙，有的甚至变成老爷大人的私房禁脔，变成官场上的迎来送往，酒桌上的珍馐佳肴，金屋里的扬州瘦马。

如此一来，要是有抗洪治水、救灾赈民这样的开支用度，或是皇帝又要征兵筹粮、开边拓土，又该怎么办呢？要么面对空空如也的仓房无所作为；要么绞尽脑汁辗转腾挪，在国法之外巧立名目盘剥加征，压榨盛世之下的百姓。朝廷法度、天朝尊严、官场风气，恐怕很难在这样的污浊泥潭中持续向好。

乾纲独断，精明强干，素来以不受蒙蔽、耳聪目明自况的玄烨，对钱粮亏空的泛滥程度和恶劣影响，绝不会毫无察觉。为何事情会弄成这个样子？

02 陕西散给籽粒银案

从帝国威严的法令和政策来看，如果钱粮出现亏空，即便是事急从权、挪作其他正当用途，相关官员也必须承担一定的责任，更不用说中饱私囊的贪腐行为了。可钱粮亏空就偏偏在帝国法度和一代雄主的眼皮底下愈演愈烈，乃至于不可收拾，到底其中有何蹊跷？

我们来看看，对于那些暴露出来的钱粮亏空大案要案，玄烨是如何查办的。

先看看康熙三十一年（1692年）的陕西“散给籽粒银案”。这桩案子发生在康熙中期，钱粮亏空尚未达到高峰。但它是现存历史档案中，玄烨亲自指派钦差大臣查办的第一桩钱粮亏空大案，所以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这一年，陕西省西安府、凤翔府一带，遭遇了严重的旱灾。为了解决赈灾的经费问题，经川陕总督佛伦请示朝廷，陕西一些州县开始实行捐纳，也就是说，允许符合条件的民人，向朝廷捐助钱粮，获得官职。所得钱粮则专款专用，用于救灾。

所谓捐纳，其实就是朝廷公然卖官鬻爵。很多朝代，都曾在财政捉襟见肘的时候，采取这个办法，缓解燃眉之急。但是，因为它对官僚选任的正常秩序破坏太大，且难免会导致买官之人上任之后变本加厉剥削百姓，所以朝廷一般来说都比较克制捐纳。

但在清朝，自康熙十四年（1675年）为筹措平定“三藩”之乱的军费首次开放捐纳官职之后，朝廷就仿佛上了瘾，一发而不可收拾，以赈济、军需、工程建设为名的各类捐纳层出不穷，甚至成为补给财源的主要途径之一。

捐纳所得的钱粮，如果能严格管理、规范使用，倒也罢了。可事实上，这个领域制度相当粗糙，有效监督付之阙如，从来都是各种挪用、贪污的高发区。譬如陕西的这次赈灾捐纳，在当年十一月，佛伦就发现，很多州县在账册中报了捐纳获得的银两，但实际上只是一个空洞的数字，银子并未入库，更谈不上提取用来救济灾民了。

康熙三十二年（1693年），佛伦上奏，经查，西安府、凤翔府的二十九个州县卫，账面上的捐纳银两总数是二百七十一万两，已经上交省里一百零一万两，州县已经收到但尚未上交一百零八万两，差额是六十二万两，其中有六万两已经确认亏欠。

剩余的五十六万两飞到哪里去了？是州县各自填补了以前其他项目的历史亏欠，挪作了其他用途，还是上下分肥、中饱私囊？直到下一年调离陕西，佛伦都没说清楚。五年之后玄烨指派钦差大臣调查，同样没有说清楚。到几百年后的今天，它依然是个蹊跷的无头谜案。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笔捐纳银两的分发使用环节，同样出现了问题。对于已经到位的捐纳银，佛伦拨出了五十三万两，发放陕西各受灾州县，用于次年耕种。这笔对于灾民恢复生计至关重要的银子，就叫作“籽粒银”。

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咸阳县民张拱等人向玄烨告御状，检举揭发五年前分发“籽粒银”的过程中，时任陕西巡抚布喀等人，在其中贪污舞弊，侵吞了很多银两。

玄烨非常重视，指派刑部尚书傅拉塔、左都御史张鹏翮彻查此事，包括当年的捐纳银两短少事件。这是两位一品大员，也是康熙朝有名的清官、能员，但是，他们耗时数年反复调查，最后也就是查出了几个贪腐的州县官员。

以贪污罪名，判处一名知州、两名知县斩监候。他们的上级背了失察罪名，吃了点处分。问题究竟出在哪个环节，并没有查清楚。数十万两白银为何去向不明，真相远也未水落石出。

玄烨只是要求陕西省的后任官员，将亏空的钱粮想办法慢慢补上，也就不再深究了。

03 江南宜思恭亏空案

再来看看影响更大，牵涉更广的“江南宜思恭亏空案”。

康熙时作为行政区划的江南，大体相当于今天的江苏、安徽、上海三省市，赋税相当于全国总税的三分之一，钱粮亏空问题也尤其严重。

康熙中后期，关于江南官员贪墨钱粮的检举揭发，始终不绝。根据举报，有些官员甚至将玄烨的历次南巡，作为敛财的机会，简直是在糟蹋皇上的清誉，给皇上的脸上抹黑。

玄烨终于忍无可忍了，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他指派噶礼担任两江总督，前往江南任职。噶礼，董鄂氏，满洲正红旗人，开国五大臣之一何和礼的四世孙。他的母亲是玄烨的乳母之一。此前，噶礼在山西奉命清理钱粮亏空，颇有成绩，得到了玄烨的看重和信任。

噶礼辞行前，玄烨亲自做了一番交代，说：安徽、江苏两个布政司，藩库亏欠的银两都超过百万两，目前一点都没有补。这些银子到底去哪里了？朕巡行南方的时候，都是自带干粮，由内务府置办一切用度，并没有要求地方上出钱接待，怎么能都算到朕头上呢？你去查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

在玄烨耳提面命下，噶礼一上任就马上开查。当年十一月，噶礼上书参劾江苏布政使宜思恭贪婪无度、亏空藩库。据他后来奏明，江苏藩库在宜思恭任内，出现的亏空高达四十六万一千两白银。

玄烨准奏，下令将宜思恭革职查办，同时将宜思恭的顶头上司江苏巡抚于准解职。他调苏州知府陈鹏年代理江苏布政使，调福建巡抚张伯行担任江苏巡抚，以便彻查到底。

噶礼查案越来越深入，牵涉的范围也越来越广。他指控巡抚于准是宜思恭的同伙，打着皇上南巡的旗号妄自征收钱粮，收到钱之后并不弥补以前的亏空，而是将大量银两侵吞。同时告发代理江苏布政使的陈鹏年，说他在苏州时协助巡抚于准滥用钱粮，在报销环节舞弊，与宜思恭等人一同分赃。

玄烨见案情越来越复杂，便又派出多次参与查办亏空案件的张鹏翮，命他以钦差身份前往查案。

很有意思的是，玄烨一边对张鹏翮当面表示，地方上虽然有不成器的官员趁机贪污，但未必有几十万两这么多，注意打击不要扩大化，避免误伤清官和好人；一边则在噶礼的奏折中批复，“你查这么深入彻底，要注意不要被坏人伤害，张鹏翮现在去审案，陈鹏年就是他的门生，你要谨慎，小心他们搞出什么事端”。

玄烨向两人传递的信息，完全自相矛盾，充分体现了他内心深处的纠结——又想彻查一番，抓出败坏自己名声、侵吞朝廷钱粮的罪魁祸首；又想息事宁人，维持一团和气的安定团结局面，免得大家脸上不好看。

结果，总督噶礼和钦差张鹏翮，各持一把尚方宝剑，龇牙咧嘴，斗得不可开交。

张鹏翮，还有被玄烨从福建调来的新任江苏巡抚张伯行，都被噶礼列入了参奏名单。噶礼指责道，张鹏翮在之前担任河道总督时期，也有纵容亲人、下属、门生侵吞银两的罪行，而且隐瞒不报，欺君罔上；张鹏翮保举的张伯行，在福建任内，也有收受礼金、参与分肥的问题。

案情越闹越大，牵扯其中的高官重臣越来越多，钱粮亏空案也不再是单纯的钱粮亏空案。满汉官员的矛盾，朝廷派系的争斗攻讦，各种因素纵横交织，局面变成了一团乱麻。

当时恰逢太子胤礽一次被废后再次册立，京师上空波谲云诡，“九王夺嫡”正处于一个微妙时期。远在江南的钱粮亏空案，也变成了宫闱争斗的一个隐秘战场。

钱粮亏空案的几个当事人中，噶礼与太子胤礽的往来密切而隐蔽。他曾偷偷收养罪人干泰，干泰是胤礽亲舅舅常泰之子，在索额图倒台时受牵连获罪。噶礼敢于顶着皇上震怒的风险，庇护获罪的太子亲戚，这交情不可谓不深。

而陈鹏年和太子胤礽则有一段公开的过节。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胤礽随玄烨南巡至江宁，因为嫌恶当时任江宁知府的陈鹏年行宫修缮得不够华美，竟要以大不敬罪名杀掉他。当时在玄烨面前为陈鹏年开脱的，是玄烨的发小，皇上的另一位乳母之子，江宁织造曹寅。

此外，玄烨第一次废黜胤礽时，历数他任性残暴、凌虐王公重臣的种种劣迹，其中有一项，是鞭笞殴打平郡王纳尔苏。纳尔苏不是别人，正是曹寅的大女婿。

正因为有了这些盘根错节的恩恩怨怨，噶礼在查办亏空案时，始终对陈鹏年猛冲猛打，穷追不舍，大有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势头。

噶礼甚至把战火烧到曹寅身上。他向玄烨密奏，江宁织造曹寅和大舅兄苏州织造李煦，两人亏空库银达到骇人听闻的三百万两。结果，碰了一个大大的钉子。同样是乳母之子，玄烨对从小一起长大的曹寅，亲近与信任相比噶礼更深一层。他也明白这些亏空银两背后的关窍所在。在噶礼弹劾的奏章上，玄烨批道：“皇太子、诸阿哥用曹寅、李煦等银甚多，朕知之甚悉，曹寅、李煦亦没办法。”

特意把皇太子点出来，这话，玄烨已然是说透了。而在曹寅、李煦这头，玄烨只是私下里温言提醒，让他们借助兼管两淮盐政这样的机会，尽早将亏空补上了事。

“江南宜思恭亏空案”搅和成这样，对于此时正被一群生龙活虎的皇子闹得焦头烂额，对于官场诸事秉承“不折腾、不闹大、不要丢体面”这一原则的玄烨来说，显然没法查下去，也不用查下去了。

最后，经过九卿会商，几轮反复权衡斟酌，在被卷入案的诸多官员中，仅有布政使宜思恭因收取钱粮时额外勒索、接受下属馈赠的罪名，被判处绞监候，顶头上司巡抚于准因失察罪名被革职，其他各色人等一概不究，毫发无伤。

绞监候与绞立决相对，指被判处绞刑但不立即执行，等到秋审、朝审后，再由刑部会同大理寺奏报皇帝，由皇帝裁决是否执行。它有些类似于今天的死缓。在用刑宽仁的康熙一朝，很多被判处绞监候的犯人，最后都能留下一条命。

宜思恭也是如此，他不仅没有被绞死，反而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五月，反过来控告噶礼等数任两江总督和江苏巡抚时，向他敲诈银两，这才导致出现亏空。令人百感交集，啼笑皆非。

玄烨又一次派出钦差专业户张鹏翮查办。经半年追查，宜思恭举报的前任两江总督阿山、江苏巡抚宋荦敲诈属实。

宽厚仁爱、不愿多生事端的玄烨又是大笔一挥，皇恩浩荡：两位老臣年事已高，宽免不问。

至于宜思恭反击并重拳爆锤的噶礼，张鹏翮根本没有认真调查，在文书中直接模糊过去了事。玄烨就更不会多问了。谁都不想弄出一个没完没了的死循环。

最后，太子二次被废，彻底倒台。噶礼也在声势更大的“江南科场案”中倒下。宜思恭则默默回到官场，在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走上了广西巡抚这个级别更高的岗位。

至于当年偌大一个江苏，到底亏空了多少钱粮，钱粮去向何方，是因公挪作他用还是贪官中饱私囊，究竟如何赔补，何时能够补齐，仍是一笔烂账。

04 微薄紧张的财政资源

下面我们来深究一下，为什么钱粮亏空会在康熙中晚期，成为王朝盛世肌肤之下的毒瘤，而且呈愈演愈烈之势，不可遏制地侵蚀了帝国的财政体系与世道人心。

从制度的设计和变迁来说，此时出现这种状况，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这是扭曲的财政分配制度，发展到登峰造极程度的结果。

纵观整个中国古代历史，中央和地方之间的财政资源的分配协调，包括具体的财政收入分成比例，始终是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它的走向取决于朝廷和地方官府的权力与责任分配，也受到双方力量此消彼长的博弈影响。

总的来说，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主流趋势，是中央集权不断增强。所以，财政收入分配比例的总体发展形势，是朝廷拿到的越来越多，而地方拿到的越来越少。据研究者推算，汉代中央和地方的赋税收入比例，大体上是四比六，收入的大头留在地方州郡。唐代，比例变成五比五。宋代，比例在六比四到七比三之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分配比例已经发生了逆转。

按照明清时期的财政制度，各地完成钱粮征收之后，一部分向朝廷户部上交，供中央调配使用，叫作“起运”；一部分存储于地方仓库，供地方支用，叫作“存留”。

除各地征收的田赋（土地税）、丁银（人头税）、杂项税之外，还有关税等，由中央直接征收。不过，因为田赋和丁银是其中的大头，所以这部分收入中的起运和存留比例，可以反映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收入分配情况。

明弘治十五年（1502年）的档案显示，各地丁赋钱粮，起运户部部分，占比大概是三分之二，存留地方部分则是三分之一。在中央集权程度不断深化的同时，财政资源高度集中的态势，已经形成。

清朝早期，钱粮起运和存留比例曾经出现过一个短暂的波动。顺治初年，中央和地方一度呈现各占一半的局面。但是，在朝廷频繁用兵、支出巨大的情况下，中央不断压缩地方存留比例，侵蚀地方财源。从顺治九年（1652年）开始，朝廷以各种名义命令地方将存留钱粮起运中央，地方存留日益吃紧。

康熙即位之后，这种压缩地方存留的情况愈加严峻。康熙七年（1668年），据户部奏报，各省存银仅三百余万两，存留比例已下降到总额的13.1%。第二年中央再度上收存留，地方存银进一步减少至一百六十四万两，推算出的存留比例已不足7%。地方财力之薄弱，已恶化到空前绝后的程度。

各地战事逐渐平息之后，朝廷并未趁机充实地方财源。地方存留虽有所回升，但在康熙年间，比例始终被压制在20%的水平线下，仍属于历朝历代地方财力的最低水平。

玄烨治下，地方在绝大多数钱粮上解户部、财力极度匮乏的情况下，仍需承担浩繁的支出用项，包括官员俸禄、各级衙署办公的行政经费和公务开支、驿站经费、官学学生及科场经费、河工海塘费用、城郭房屋营造修缮费用、赈灾救荒费用，等等。连理论上应该由朝廷集中统筹的军费与战争费用，事实上也有不少会落到地方官府头上。

微薄紧张的财政资源，烦琐沉重的支出负担，连平常年景应付过关已属不易，更不用说应对河道决口、水旱灾情、大战爆发这类突发情况了。

与此同时，朝廷在不断提高起运比例、压缩地方财力的情况下，并没有充分运用统筹平衡、转移支付这些手段，帮助地方调节几乎无可避免的收支失衡，反倒还在正常的支出项目之外，不断向地方摊派各种名目的临时性支出。

这种火上浇油的做法，在玄烨当政时期，因为频繁的用兵、工程兴建等，以及某些见不得人的支出用度，也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例如，玄烨平定“三藩”的战争耗时八年，战火波及十几个省份，仅直接的战争费用，就超过了一亿两白银。其中相当一部分，被玄烨以筹措军饷、转运粮草、打造战具等不同名义，摊派到了地方头上。

地方官员普遍面临两难：如果以挪用或者亏空的方式，先把燃眉之急的军费筹集上缴，按照律例，会因亏空钱粮或者挪用公款的罪名受罚；但如果不这样，则是贻误军机的杀头大罪。两相权衡，绝大多数官员都会选择亏空钱粮。而亏空钱粮的官员多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法不责众之势，更何况它本来就源于制度缺陷。

于是，仅仅是筹集平“三藩”军费这么一个原因，很多省份便陷入了长达数年甚至数十年的钱粮亏空，特别是湖南、湖北这样的主战场。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玄烨发现“前荡平三逆，原任湖广布政使徐惺所用兵饷，至四十余年尚不能清完”，可见一斑。

康熙中期，玄烨数次征讨准噶尔，在开疆拓土、安定蒙古的同时，也带来了巨额战争开支。虽然相比平定“三藩”，平准战事用兵规模较小，但战争主要发生在自然环境恶劣的西北边陲，负担军需粮草供给的又是陕西、甘肃等相对贫瘠的省份，同样造成了严重而旷日持久的钱粮亏空。以至于玄烨在康熙六十年（1721年）时做了这样的总结：“近见天下钱粮，各省皆有亏空，陕西尤甚。”

玄烨封狼居胥的盛世武功背后，是财政的满目疮痍。而财政的缺口，很大一部分直接砸在了弱不禁风的地方府库上。

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一些摊派的开支用项，是不太好说出口的。

作为一位爱惜羽毛的君主，玄烨曾口口声声反复强调，南巡费用由内务府支出，并不增加地方负担。但实际上，南巡途经各地因为整修河道、修筑行宫、接待保卫等，以报效等不同名义实际支出的费用，绝非一个小数目，其中很多成了钱粮亏空持续恶化的原因。

如雍正初年，闽浙总督觉罗满保在调查其前任梁鼐亏空案时，发现“梁鼐任内亏空银六万两，系圣祖仁皇帝南巡时所用”。玄烨自己在派人追查江苏布政使宜思恭亏空案时，甚至坦率对大臣承认，宜思恭亏空四十六万一千两白银，其中确有他数次南巡的影响，而“尔等皆知之而不敢言也”。

还有比皇帝出游耗费更甚者，也更加上不得台面的支用事项。

康熙四十四年到四十七年（1705—1708年），仅仅三年时间，太子胤礽就通过亲信内务府总管凌普，从江宁织造曹寅、苏州织造李煦那里“借”走了白银近九万两。他显然是不会还的。这些白花花的银子无法从织造署的正常账目中列支，只能是改头换面，变成亏空躺在账本上了事。

遥想当年，明朝万历皇帝为了增加内廷收入，派遣太监征收矿税，引发官民反抗，万历皇帝本人也被唾骂几百年难以翻身。相比之下，这种堂而皇之破坏财政体制，予取予求，满足私欲，不惜造成亏空的主子做派，更是等而下之。于是可知，哪怕是在看上去形势一片大好的康熙盛世，政治乃至于财政系统的运行，也早已被打下了“主子—家奴”体系的深深烙印。

地方财力薄弱，朝廷统筹缺位，摊派需索无度……多重制度性因素，在康熙时代同时达到高峰，如此一来，钱粮亏空愈演愈烈，也就成了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