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2月12日，日军第17师团的师团长酒井康指挥着2万多名士兵，对苏北盐阜区的新四军第3师及鲁苏战区副司令韩德勤所部的驻地——曹甸、车桥、凤谷等地展开了大规模的“扫荡”。当韩德勤得知这个消息时，他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心里想着：“日本人要进攻了，我该怎么办？”他纠结了很久，最后决定厚着脸皮向新四军第3师求援。

当时，韩德勤手下有12000多名士兵，但他一直没能取得显著的战果。自从抗战爆发以来，尽管他担任了多个重要职务，如89军军长和24集团军司令，但与日军的作战却接连失败。苏北的百姓们戏谑地称他：“见了日军就跑，见了百姓就抄，空有十万兵，不打日本兵。”这种形象让他成为了大家调侃的对象。 新四军第3师的黄克诚师长在接到上级指令后，毫不犹豫地带领部队迅速行动，计划通过分散日军的兵力，切断日军的后路，防止韩德勤的部队被全歼。 然而，令所有人意外的是，就在日军对新四军盐阜区的根据地进行扫荡时，韩德勤竟然在新四军的防区内发起了偷袭。他迅速占领了我方根据地的里仁集等地，并且不顾陈毅司令员的劝告，继续扩大战果，先后占领了界集、盛圩等四个地方。这样内外夹击的局面让新四军的第3师和第4师陷入了极为危险的境地。 为了应对这一危急局面，新四军于3月15日发出了通报，并派遣彭雪枫和淮北军区的邓政委前往前线指挥。新四军调动第4师作为主力，并抽调了第2师第5旅、第3师第7旅以及苏北军区淮海军分区等部队，采取了“先礼后兵”的策略，通过武力迫使韩德勤的部队重返原防。

这场战斗虽然最终获胜，但彭雪枫师长却因为韩德勤的无理表现而气得拍桌子。根据作战计划，第9旅旅长韦国清带领第25、26团负责围歼山子头地区韩德勤的总部，以及王光夏保安3纵和独立6旅。在经过十几个小时的激烈战斗后，韩德勤和他的参谋长吕汉卿、独立6旅旅长苏祖武等1000多人被俘，缴获了大量的武器。 然而，令所有人意外的是，韩德勤在被押到新四军第4师师部后，竟然向彭雪枫师长恶人先告状，问道：“你们为什么要打我们？”为了稳定局势，彭雪枫师长故意将责任推到已经被击毙的王光夏身上，说：“我们发动山头子战役，是因为王光夏背信弃义，闯入我们根据地，迫不得已才进行自卫。” 没想到，韩德勤还是强词夺理：“王光夏是我的部下，打他就等于打我。”这一说法让彭雪枫怒不可遏，他拍着桌子大声训斥道：“韩德勤，你作为苏鲁战区副司令，不参与抗日，只是站在一旁旁观，反而侵占我们的根据地，把我们从淮北路东赶到路西，现在又从内线进行夹击，难道我们只能跳进洪泽湖才能算做对吗？” 就在韩德勤百般辩解时，彭雪枫拿出了韩德勤与蒋中正合谋分进合击新四军第4师的密电作为证据。韩德勤听后脸色一阵红晕，竟然没说出一句话。彭雪枫看着他，冷静地说道：“韩副司令，希望你能为抗日大局着想，认真反思一下。” 然而，资料显示，韩德勤并没有真心悔改。被俘后，他一方面扬言要为国捐躯，但又没有实际行动，闹得沸沸扬扬。彭雪枫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军部，参谋长张云逸听后非常生气，说：“这个忘恩负义的韩德勤，给我们写感谢信都没干，就在背后反咬一口，这次被抓真是罪有应得。” 在上级同意后，彭雪枫决定不公开韩德勤被俘的事情，准备放他回去。然而，韩德勤却坚持要见陈毅军长一面。

为什么韩德勤坚决不愿离去？陈毅很快看透了韩德勤的心思：如果他空手回去，肯定会被撤职并受追查，这才是他不肯离去的根本原因。

于是，陈毅决定亲自前往，给韩德勤一个“台阶下”。1943年3月25日，陈毅专程来到了新四军第4师的师部。见到陈毅，韩德勤连忙起身迎接，并且说道：“实在不敢当，惊动军长亲自来看我，真是感激不尽。”

陈毅笑着说道：“韩司令，不必客气，败将败在自己手里，我们老熟人了。只要韩副司令以后不再侵占我新四军的驻地，不再与我们为敌，我们依然是抗日的盟友。”韩德勤自嘲地说道：“言之有理，古人云‘春秋无义战’。” 陈毅继续说道：“我知道‘春秋无义战’，但为什么要攻打新四军？今天败在这里，难道你自己不明白吗？你的故土已经被日军占领，你为家乡百姓做了什么呢？” 听到这些话，韩德勤忍不住哭诉道：“虽然我是委员长的手下，但总是被推到前线，损兵折将，后方的人却花天酒地。我只有一个老婆、一个女儿，连儿子都没有。”

看到韩德勤的真心诉求，陈毅心生同情，决定放宽条件：“你要什么条件尽管提，只要我们能办到。” 韩德勤泪如泉涌，感动地说道：“请军长看在我这一无所有的败军之将份上，不要公开我被抓的事。现如今防区已经丢失，恳请贵军给我留个落脚地，还我部分兵员和武器，否则我的位置恐怕不保。” 出于团结抗日的大局考虑，陈毅同意了韩德勤提出的三项要求：“留面子”、“挂牌子”、“给出路”，并提供了数百名兵员、枪械、一个电台，还把新四军在宿迁附近的几个集镇划给了他，并借给韩德勤8万银元作为经费。 此后，韩德勤被释放，虽然他依然掌管江苏省的事务，但很快将驻地迁至安徽阜阳，并且不到一年又迁到了江南地区。从此，这位曾经的“摩擦专家”再也没有与新四军发生过任何冲突，最终他逃亡到了台湾，度过了余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