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宋代以前，新郎家送的聘礼通常都要比新娘家回送的嫁妆多，这样才能保证女方家庭有足够的经济来源来维持家里的开销。 先秦时期的经典著作几乎没有提到过嫁妆的情况，但一些涉及周朝的零散史料中偶尔会记载新娘带来的嫁妆内容，包括衣物、首饰乃至房屋等财产。 到了汉朝，如果新娘家庭富裕，她们会为女儿准备丰厚的嫁妆。无论是儿子还是女儿，父母在筹办婚事时，都要承担不小的经济压力，这对于任何社会阶层来说都是沉重的负担。 进入唐代或更早的时期，上层社会中，新娘的父母通常会利用男方送来的聘金为女儿准备嫁妆，而不会为自己留下可支配的部分。

司马光观察到，这种贪图嫁妆的风气在准公婆中蔓延，有些人甚至将婚姻当作买卖：“今世俗之贪卑者，将娶妇先问资装之厚薄，将嫁女先问聘财之多少。至于立契约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某女者。亦有既嫁而复欺绐负约者。是乃驵侩鬻奴卖婢之法。岂得谓之士大夫婚姻哉？”他认为，将婚姻变成买卖，不仅对新娘不利，还会让家庭陷入困境。 司马光还指出，新娘因为嫁妆而受累，可能遭遇舅姑的欺压，甚至被“质”作货物来索取利益，嫁妆耗尽后，责任仍然无限，导致家庭矛盾加深，婚姻关系恶化。他认为，追求一时富贵而娶妻的男人，会因为妻子的财物而轻视丈夫，傲慢对待舅姑。因此，他鼓励有志男子应摒弃利用婚姻谋利的想法。 一个世纪以后，对嫁妆的批评依然存在。袁采（约1140—1195以后）曾指出，如果家庭没有在女儿年幼时就为其嫁妆做预算，临时筹措可能会导致“鬻田庐，及不卹女子之羞见人也”，即为了筹措嫁妆而卖田宅，使女儿蒙受羞辱。他还谴责媒人通过夸大女方嫁妆来吸引男方家庭兴趣。 嫁妆的升高不仅发生在富贵或官宦家庭，普通百姓也受其影响。蔡襄的文告针对的就是一般人家。有人观察到，在南方偏远地区，十四五岁的贫困姑娘已经开始劳动，为自己的嫁妆积累资金。 嫁妆增长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日益严重。一些宋代官员感叹，嫁妆过高导致部分女孩无法结婚，甚至有人把杀女婴的原因归结为家庭负担不起高额嫁妆。侯可（1007—1079）任四川华成县令时发现，很多未婚大龄女子的情况，是因为男方家庭要求女方承担高额嫁妆。他因此制定家庭财产与嫁妆相匹配的指标，并规定超标者受罚，结果一年之内再无未婚大龄女子。 同样的现象在福州也存在。孙觉（1028—1090）规定嫁妆不得超过100贯钱，这一措施立刻促成了数百宗婚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