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明史,对于明朝灭亡的原因,众多学者有着不同的解读。而国学大师梁启超的观点却非常引人深思,他认为“明亡于御史毛羽健”。故事的大致经过是这样的:崇祯皇帝继位时,国家财政几乎空无一物。为了弥补巨大的财政赤字,他不得不采取开源节流的措施。然而,由于辽东战事不断,清军在边境频繁作战,再加上长期干旱的天气,农民负担沉重,税款加派的情况也未曾停止。想要开源没有办法,节流也难以为继。各种开支要么是必须的支出,要么是长久以来的定例。崇祯二年,刑科给事中刘懋上奏,提议整顿驿站制度,认为这样每年可以节省几十万两白银。崇祯皇帝因军费紧张,听到这一提议后非常高兴,便立即任命刘懋为兵科给事中,专门负责这项事务。 在明朝,驿站的职责是传递公文和军情,特别是在辽东战场,驿站的作用更是至关重要。但到了明末,驿站已经逐渐变成了豪华的官办招待所,因此整顿是十分必要的。然而,由于急于减支,崇祯帝的政策过于单一和粗暴,导致了驿站和驿卒的裁撤。根据统计,整顿过程中,约三成的驿站被撤销,六成的驿卒被裁掉,虽然节省了68万两银子,但对于明朝庞大的财政赤字来说,这些节省的钱实在是微不足道。整顿的后果却很严重,首先,信息传递效率大幅下降,影响了政府的正常运转;其次,许多失业的驿卒不得不转行谋生,很多人加入了农民军的行列。虽然驿卒们职位低微,但由于长期的工作经历,他们积累了丰富的社会经验和组织能力,因此很快就在农民军中担任了重要角色。最终,这些驿卒的加入,极大增强了农民军的战斗力。陕西米脂出身的李自成便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到了崇祯十七年,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占了北京,崇祯帝在景山自缢,明朝正式灭亡。此后,吴三桂背叛了李自成,投降清朝,引领清军入关,最终建立了大清帝国。
但实际上,在刘懋之前,曾有一个名叫毛羽健的官员提出过类似的裁撤驿站的建议,而他的动机却带有几分荒诞。据《明史毛羽健传》记载,毛羽健是天启二年进士,崇祯元年被任命为御史。传说毛羽健刚刚到京城任职时,他的妻子还在湖北老家,而他自己却在京城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小妾。某日,原配妻子突然来到京城,闯入房中抓住小妾暴打一顿。毛羽健十分愤怒,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他认为问题的根源在于驿站。他的理由是,湖北到北京两千多里,妻子可以随时借助驿站的便利来与他相见。因此,他提出建议:若是裁撤这些冗余的驿站,既能省下大量的开销,又能减少麻烦。毛羽健将这一想法上奏给崇祯皇帝,但当时崇祯并没有重视。 到了崇祯二年,刘懋重新提出了毛羽健的建议。那时正是战争和灾荒并发之际,全国各地多地饱受灾荒之苦,财政赤字严重。当时的崇祯皇帝听到削减开支可以节省银两,便没有多加考虑,便同意了这一提议。谁也没想到,一场源自个人生活琐事的争执,竟然会导致整个帝国的崩溃。正因如此,国学大师梁启超才会感叹:“明亡于御史毛羽健。” 从辩证唯物主义的角度来看,世界上没有什么事物是无法认识的,很多看似意外的“黑天鹅”事件,其实背后都有着可以预测和防范的迹象。以这段明朝灭亡的故事为例,虽然从毛羽健的角度来看,这一事件属于“黑天鹅”,但对于崇祯皇帝来说,却是一个典型的“乱投医”式决策。他没有认真分析帝国面临的真正风险,只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结果加剧了危机。明朝的灭亡并非单一原因造成的,它是多方面因素的结果。用简单的话来说,帝国的崩溃是多种并发症引发的后果。从人类与环境的关系来看,崇祯帝继位时,明朝已经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经过200多年的发展,明朝人口激增,从建国初期的6000万增长到接近2亿,几乎占据了当时世界人口的三分之一。这庞大的人口基数需要极为庞大的物资资源来维持生存,而最基本的资源就是粮食。与此同时,气候变化对农业造成了巨大的负面影响,16世纪末到17世纪初,全球气候逐渐转冷,导致农业生产遭遇前所未有的困难,形成了人口膨胀与农业萎缩的经济危机。然而,明朝的统治者并没有清晰认识到这一点,也没有全盘考虑应对策略。很多决策匆忙且缺乏远见,特别是对驿站和驿卒的过度裁撤,进一步加剧了帝国的衰败,最终使得帝国走向灭亡。 这一历史事件给我们的启示是,只有坚持底线思维,时刻把防范系统性风险放在重要位置,才能有效应对类似“黑天鹅”事件的发生。通过提前预判和防范风险,确保风险处于可控范围,是避免重蹈历史覆辙的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