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3月的一个傍晚，南满野战军前指接到了来自哈尔滨的一封紧急密电。电文简短却极为关键，透露出敌情的重大变化：国民党东进兵团已经分三路南下，主力直扑临江。临江一旦丢失，南满的防线就会被突破，形势将变得极其危险。电文最后附带了一行字：“三纵、四纵协同准备，第四次保卫临江战役即将开始。”

这封电报让指挥部气氛瞬间紧张起来。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战斗，联合指挥部很快成立，曾克林被任命为总指挥，韩先楚担任副总指挥兼前线调度。两人之前曾多次并肩作战，但这一次，他们在战术选择上却产生了分歧：曾克林主张先稳扎稳打，逐步攻占外围；而韩先楚则提议直接集中火力，迅速消灭敌人最强的89师。

会议上，双方并未大声争论，而是静默抽烟，气氛凝重。最后，东总通过电话拍板，采纳了韩先楚的方案——集中火力，全歼89师，一举击溃敌人的锋芒。

消息传到部队，官兵们议论纷纷。三纵和四纵一向是南满一线的主力，彼此配合默契。尽管这次作战方案由四纵司令韩先楚提出，但三纵的将士并没有表现出不满。大家心里清楚，只有打得赢，才能说得上话。

然而，兵力差距巨大：三纵和四纵加起来，总共只有四个师，约两万四千人，而敌人却有整整十二万人，足足比我方多出五倍。比人数，无望；比火力，更是远远落后。面对这样的差距，韩先楚决定采取一个极端但唯一可能成功的策略：四个师集中火力，专门击毁敌人的一个师，完全不管其他。虽然这个决策风险极大，但在韩先楚看来，这才是最有可能获胜的唯一途径。

战前动员时，韩先楚把三纵9师师长徐国夫叫到帐篷里，指着地图低声说道：“你们负责挡住敌人的两个团，必要时挡住一个师，不管代价多大，坚决守住阵地。”徐国夫答应道：“保证阵地不丢。”两人的对话在山谷中回荡，夜风吹得帐篷“呼啦”作响。

阻击阵地选择在荒岭与山口交界的地方，这里的地形犹如扇面，正好卡住敌人的中路和侧翼通道。9师首先抢占了制高点，三天时间里，敌人的侦察兵都没有办法接近，甚至连伙夫挑水也要通过夜晚挖出的猫耳洞穿行。6月11日凌晨，敌军的炮兵率先开火，山口瞬间震得巨石滚落，火炮不断接力轰击高地，持续了十分钟。炮火一停，敌军步兵紧跟着发动了冲锋。

第一轮冲击猛烈，9师的两个营坚守在最前沿。阵地上没有成排的战壕，只有坑道、石壁和树干，士兵们蜷在这些掩体中，等待敌人接近到足够的距离才开火。敌人的战术按常规部署，三三制阵型，先分散突破口，后扩大攻势。但每当敌人试图挤入这些死角时，就会被投出的集束手榴弹炸得纷纷退回。经过三次进攻，敌人伤亡惨重，但前线依然一片死寂。

下午一点多，敌人的暂编20师增援上前，直接派出一个团进行进攻。徐国夫迅速调出一个营，巧妙地布置在侧翼。敌人冲到半坡时，被我方火力压制，根本无法前进。傍晚时分，敌人终于改为强攻，两个团拼命向前推进，但9师的阵地依然坚守，士兵们奋力反击，直到敌军撤退。

与此同时，四纵和三纵的主力终于迎来了决定性时刻。韩先楚亲自指挥，发出“贴身短打五百米”的命令。麻雀山一带的战斗异常激烈，战士们甚至带着轻机枪冲入敌壕内。四个小时后，89师的两个团彻底被消灭，整师崩溃。那一夜，俘虏队排到看不见尾，山谷里满是被俘的敌军。

第二天清晨，主力全歼敌人消息传来，徐国夫当机立断，命令9师反击。他指挥三团直插敌184师的侧后。敌人根本没有反应过来，9师趁机打散了敌人的指挥部，到中午时，收复了大量轻重武器，并俘虏了千余敌军，损失却不到前一晚的三分之一。

临江战役进入尾声，战后的总结会议在临江城北的野地里举行。韩先楚背着手在人群中走动，停在徐国夫面前，真心地说道：“这次你们是首功。”周围人纷纷鼓掌，徐国夫却忙着摆手：“司令，我们的伤亡其实不大。”这番话虽然轻描淡写，却让在场的人都明白，原本按五分之四的伤亡预期来准备的他们，最终以最小的代价完成了任务。

值得一提的是，这段对话发生后仅三个月，韩先楚被调任三纵司令，带领三纵打下了更多硬仗。徐国夫也在辽沈之役中更加佩服韩先楚那股敢打敢拼的狠劲。许多年后，有人回忆，三纵和四纵在南满的战斗中，几乎没有什么硬骨头是打不下来的，而临江战役则是其中最耀眼的一战。

回顾这场战役，胜负的关键可以归结为几大因素：首先，韩先楚的“先啃硬骨头”策略成功瓦解了敌人的信心；其次，四个师集中攻打敌人的一个师，成功打破敌人的防线；最后，徐国夫9师顽强地顶住了敌人的攻击，确保了主力顺利进攻。战斗虽然激烈，但他们最终凭借坚定的信念和智慧，取得了以少胜多的胜利。

“临江血火”不仅是战役的代名词，也是三纵四纵官兵心中永远的暗号。如果当时9师的阵地被突破，南满的局势将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徐国夫后来回忆时笑称：“战争没得选，挡不住，就没人记得咱们。”这句话简洁而直白，却道出了战场上的生死抉择。

临江战役的胜利，展示了小队伍如何通过大胆指挥和坚韧阻击，拖住敌人的进攻，并给东北战场注入了一针强心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