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海

编辑|星海

《——【·前言·】——》

当他登上帝位时，群臣簇拥欢庆；五年后，他却被权臣挤压，难以自主。

司马睿，这位东晋开国皇帝，并不以武力夺天下，却最终在权力博弈中沦为削弱的象征

身为宗室，却难掌命运

公元276年，司马睿出生于西晋王族之家，是晋宣帝司马懿的曾孙，琅邪王司马觐之子。他出身名门，血统正宗，按理说，这样的皇室子弟未来不愁无位可居。然而他的命运，早在他成年前，就被庙堂之上的权谋与乱世阴霾紧紧缠绕。

晋武帝司马炎开国不久，西晋的根基仍属脆弱。到了290年，晋武帝病逝，太子司马衷继位，是为晋惠帝，一个缺乏政务能力的傀儡皇帝。随之而起的是著名的“八王之乱”——晋朝八位宗室王公争权夺势，内讧不止。整个西晋政权从上至下陷入混战。司马睿年纪尚轻，被父亲安排在琅邪郡低调度日，没有参战资格，也没有参战资本。

他被封为“琅邪王”，实则形同虚设，只保留一个贵族身份。史书中记载，他自小沉稳，话不多，少有权谋之争，且无太多功绩，显得尤为“边缘”。

公元304年，洛阳大乱。外有胡人南下劫掠，内有八王争权动兵，朝堂如同战场。司马睿被任命为镇东将军，驻守下邳。此时的他并未掌握实权，更无出兵之能。西晋中枢已崩，谁能主事，不再是皇室血统能决定。

308年以后，局势持续恶化，永嘉年间刘曜率军攻破洛阳、长安，晋怀帝、晋愍帝先后被俘。中原彻底沦陷，北方士族南逃。中原贵族纷纷南渡，意图在江东建立晋室新据点。司马睿此时身处扬州，被地方豪族王导、顾荣等人所拥，开始成为晋室南方代表。

他本人并无太强政治意志，但宗室身份给予他天然的合法性。江左士族为了安抚人心，稳住局势，需立一位正统宗室作为“共主”。司马睿成为最合适的人选。311年，他被推为“晋王”，接掌南方晋室政权大权，标志着东晋政权开始成型。

但他掌握的，是一个“夹层权位”。手下有兵的是王敦，主持内政的是王导，主导地方的是江东旧族。他是共主，却无权；有名，却无实。

312年到317年，他多次尝试插手政务、亲理军政，却始终被“王氏体系”所限。地方财政、人事、军政安排，几乎都由王导裁决。王导出身太原王氏，是中原大士族代表，其兄王敦更是控制兵权，驻守武昌。

司马睿多次上表以晋王之尊请求扩大对地方政务的掌控权，却屡遭搁置。他所发布的政令，若无王导首肯，多不被执行。他曾想重用顾荣，但遭王敦弹劾。想安插中原旧臣入江东，也被地方士族群起抵制。他清楚，名义上的“晋王”只是一个过渡性安排，要真正称帝，还需一个“契机”。

这个契机，在317年初终于出现。此时晋愍帝被前赵俘杀，北地彻底失守，西晋正式亡国。江左朝臣一致请司马睿称帝续统。他沉默几日，最终接受。

318年，司马睿在建康称帝，年号建武，是为晋元帝，东晋正式立国。

可惜，这一登基，成为他命运转向的开始。

表面天子，实为人质

司马睿登基的过程看似风光，实则充满妥协。他清楚自己并非是“征服者”，也无南方根基，他是王导等人扶上来的象征。真正掌控江东的是那些握兵、握地、握财政的士族集团，尤其是以王导、王敦为代表的太原王氏兄弟。

登基第一年，他便试图削弱王敦势力。他任命王导为中书令、录尚书事，让其专理政务，表面是重用，实为分权；又任王敦为“镇军将军”，实质上是将他调离核心兵权，但王敦并未真正服从，反而坐镇武昌，日益独断。

而更危险的是，王敦开始在地方招揽党羽、私造营垒。他广收门客，安排亲信担任刺史、太守，渐有割据之意。司马睿曾试图派人赴武昌“慰问”，其实是探查王敦军力，却被其识破，派人监视晋廷使者，毫不遮掩敌意。

322年，王敦正式举兵讨伐京师。他打出的旗号是“清君侧”，称晋元帝被小人蛊惑，不明政事，政局败坏，朝纲不振。这个“清君侧”早已不是什么新招，但用在晋元帝身上却异常奏效——因为宫廷确实已空虚，元帝政令无人执行。

司马睿无兵在手，只能命令周札等将领出战抵抗。但王敦军势浩大，短短一月直逼建康。晋军全线溃败，周札、刘隗等战死。司马睿无路可逃，只得命人开城投降。

王敦大军入建康后，并未篡位，而是直接控制朝政。他削减晋元帝的日常事务，将其安置于东堂，安排专人监视，出行、诏令、见人都须上报。他口头尊元帝为“陛下”，实则已将其软禁。

从此，司马睿失去最后一点实权。凡内外调令、财政安排，皆需王敦批准。每有外使来朝，王敦出面接见；每有奏章入宫，王敦先阅后封。他只允许晋元帝在宫中“礼仪性”接见大臣，所有军政事务均由王敦党羽掌控。

更为讽刺的是，司马睿几次想召集朝会、亲政议事，都被王敦“以养病之名”拒绝。晚年，司马睿每日坐在空荡的殿阁中，只能听得外头兵马操练声，却无权调动一兵一卒。

他试图重新启用王导牵制王敦，却因王导性格温顺、不擅兵事，无力应对，反倒更激怒王敦。王敦严令王导不得擅自入宫，两兄弟一文一武，司马睿皆不能用。

至323年，王敦开始准备更进一步。他大规模增兵武昌，朝中皆知意图不轨。司马睿遣使告急，却因无人响应而作罢。当年六月，他病情加重，卧床不起，不久崩于内殿，终年四十八岁。

至死之时，朝政仍由王敦控制。宫门未开，棺椁未出，一切丧礼皆由王敦发号施令。司马睿未能见子一面，未能召一人议事，从建武元年至其五年之终，他一直是一个披着皇袍的囚徒。

挟持皇权与朝政旁落

登基之后，司马睿表面为天子，实权却逐步被王敦夺取。永昌元年（322年），王敦以“清君侧”、“讨刘隗”为名，自武昌率兵南下。他声称要剿除忠臣刘隗，实则直指朝廷控制中枢。帝闻变动，下令调遣军队迎击，亲率诸军出郊检阅。

城防破碎，王敦兵临石头城。守将周札竟开城迎敌，石头门扉失守。晋军调动不及，援兵断绝，内外溃散。王敦入城以后，控制了建康外围与咽喉要地。

战败之后，司马睿被迫妥协。王敦以“丞相”“主政”身份承接朝政，诸多大权握于其手。皇帝虽仍位于宫廷之中，行礼、受朝、颁赐等仪式仍得以保留，但实际上朝政、人事、兵权、财政均在王氏控制之下。

王敦设立亲信，调换州牧、太守、将领，使朝中从上至下皆对其俯首。司马睿所发诏令，若无王敦初阅、允许，常难以施行。

此时朝中忠臣大多被排挤。刘隗、戴渊、周顗、刁协等在王敦兵压之下式微甚至被杀。司马睿数次欲借王导、士族重臣牵制王敦，却一次次被王敦化解。朝堂上，原本皇帝主持的决策会议逐渐稀少。朝中呈文、奏折、诏书，皆先入王敦府第初审。

皇帝收文、下令，多依王敦审定之后。皇帝在宫廷之内，虽有数名贴身侍臣、内侍传达政令，但无一项重大政务能由他独断。

与此同时，王敦在地方的军事与财政掌握甚重。他每日调兵调粮、任命州镇，朝廷的军事布置几乎全部出自他意。司马睿若命令外使出使、邀请藩属进贡，也必须先经王敦批准。地方的叛乱与镇压，朝廷虽名义介入，实则令王敦的军队作为执行者。

随着时间推移，司马睿的君主地位愈发像一种象征。皇帝在朝堂上颁诏、加官、封爵，仍被朝臣礼敬；但这些仪式背后，他无法掌控实权。在朝中大臣眼中，真正具有决策能力的，是坐镇武昌、控制兵马的王敦；而皇帝更多是礼制的中心、文化的象征。

司马睿晚年身心俱疲。他尝试调集盟友、暗中结交地方豪族希望扭转局面，但朝中人心已渐被王敦吞噬。每当他彻夜难眠之时，宫中机密无人倾诉。于公事，他几乎只能面对表面繁华；于私底，他却被架空得寸步难行。而王敦，则稳坐钓鱼台，自以挟胜掌控天下。

在这段日子里，外交、征发兵力、边镇镇抚、财政调度几乎不见皇帝手迹。即便有诏令，也不过是王敦审核之后的形式。皇家仪式依旧存在，宫廷乐舞、朝贺献书、节日礼制还在继续；皇帝的形象还被保留，但他再无实权干预大事。

到了年末，王敦的掌控趋于完全。朝中再鲜见能与其抗衡之臣。皇帝如海上浮标，虽在波浪之巅，却被暗流牢牢牵制。

病逝之际的禁锢与落寞

王敦掌控朝政之后，司马睿的身心日渐孱弱。长年忧虑朝局，被权力挤压、政治劣势压迫，使他病情累积无法缓解。与此同时，他仍试图以皇帝名义发布少量政令，或召集极少朝臣入殿议事，但每项行动皆受到王敦干预与限制，实际效果甚微。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司马睿甚至下令任命王导为辅政大臣，意图用王导之声平衡王敦，但王敦迅速清洗这种企图，他的任命被削弱，王导无可如何地被制约。司马睿在朝中举行的少数接见、礼仪活动中，常表现出精神疲惫、身体虚弱。朝堂之上，他勉强主持仪式，御座前几许哀色。

323年正月初三，司马睿驾崩于建康宫中。他逝世时仍在“皇帝”之位，从未脱离王敦的挟制。丧礼、谥号、礼仪等，由王敦主导安排。朝中虽有哀哭与吊唁之仪，但实权旁落与控制结构未动。司马睿死时未能恢复皇权，未能与朝臣共议国事，未能在生前享有政治自主。他如同一尊被障壁包裹的君主，逝去时仍困于无自由的牢笼。

史书对他去世后之庙号、陵寝皆有记载。其庙号中宗，谥号元皇帝，葬于建平陵。后继之帝为司马绍（晋明帝）。朝野多年议论，称其为被权臣挤压、权力旁落的弱帝。尽管如此，他的宗室身份、称帝名号、皇帝仪式仍被保留，成为东晋政权的一种合法象征。

司马睿的晚年，是一种权威与权势双失的悲剧。他在位五年，历经从登基之初的权力期望，到王敦之乱的冲击，再到最后被控制压制直至逝世。

那段岁月里，他既有帝号，又无帝权；既受礼遇，又被挤压；一度企图扭转，却最终只能隐忍于宫闱。面对王敦掌控的朝政，他终其一生未获得真正的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