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东北战场的夏季攻势结束后，主要部队进入了休整期。参与四平攻坚战后期的第6纵队全部开始休整。此时，18师的师长王兆相提出要离开纵队，他认为纵队的指挥官一直将18师视作“二流部队”，兵员补充上也总是落在18师后面，感到非常失望，因此决定离开。

18师的前身是在抗战时期由山东军区渤海军区所辖的多个军分区和县大队组建而成，并被派往东北参与作战。1946年8月，6纵队与新四军第3师第7旅、山东军区第7师等部队合并，组建为新的第6纵队。

其中，第16师源自叶挺独立团，这支部队在南昌起义后，跟随朱德总指挥会师井冈山，改编为红四军第2师，是一支非常强大的主力部队。抗战期间，它由八路军115师343旅685团改编为新四军第3师第7旅，这支旅在新四军中一直是机动兵团，实力不容小觑。

第17师也来源于抗战时期，专长爆破和攻坚，解放战争中是总部的攻坚预备队，参与了德惠、四平、锦州、天津等重要攻坚战，战绩显赫。

相比之下，第18师的历史和战绩略显逊色。虽然它也有不小的战斗力，但无论是与第16师还是第17师相比，都有一定的差距。每个纵队都有主力和配属部队，纵队的组建往往是强弱搭配，目的是通过老兵带新兵来培养全军的战斗力。因此，任务分配时，实力较强的部队通常被安排执行艰难的战斗，而相对较弱的部队则多在后方支援。

四平攻坚战后期，第16师和18师都参与了战斗。王兆相认为，虽然部队完成了上级交代的任务，但损失了1000多名战士，尤其是休整时，纵队指挥部将补充兵员分配给了其他部队，18师却没有得到任何补充。对此，王兆相心中不满，认为对不起那些为国捐躯的战士，内心积压的情绪终于爆发，决定离开。

王兆相的离开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纵队的领导，包括空降干部洪学智、副司令杨国夫和副政委刘其人，都是他的老上级，他们劝他冷静，但王兆相依然坚持自己的决定，甚至连总部的参谋长和政治部主任的劝说也未能改变他的想法。

最终，王兆相被调离了地方军分区，担任了新的司令员，而纵队参谋长则被任命为18师师长。虽然他离开了，但在军队中，没有谁是不可或缺的，部队依然能继续运作。

到后方军分区工作后，王兆相得到了不少经验。在抗战时期，他曾担任了几年军分区司令，负责后勤支持工作，如征粮、土改和兵员扩充等，虽然这些任务不如前线的战斗那么紧张，但依然十分重要。

1948年，二线兵团组建了独立师，王兆相所在的军分区改编为独立师，他被调去参加围困长春的战斗。当时，主力部队的几大纵队正在进行紧张的攻坚战，王兆相所在的部队和一些新成立的独立师负责围困长春。尽管长春最终没有经过激烈战斗就解放了，王兆相也未能亲自参与到主攻战斗中。

当主力部队解放锦州、沈阳等地时，王兆相的部队并没有太多的发挥空间。沈阳解放后，王兆相被指派负责警卫工作。之后，独立师被并入了12个野战纵队，进入华北作战。尽管王兆相非常希望能参与更重要的战斗，但最终他错过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等重要战役，直到中南战役时，他的部队才最后出发。

虽然王兆相离开了第6纵队，他有时会想起自己没能参与那些辉煌的战斗。作为一名军人，最高的荣誉就是建功立业，在战场上与敌人决一死战。回顾自己的军旅生涯，王兆相开始意识到，虽然责任并不全在他人，但自己也有不足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