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97年，周恩来的长侄女周秉德，在拍摄《百年恩来》纪录片时，曾在周恩来故居的拍摄现场展示了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是周恩来的父亲——周贻能的慈祥面容，而照片背面则写着周恩来亲手题写的“爹爹遗像”四个字。周秉德介绍说：“伯伯（周恩来）生前总是把这张照片放在自己身边。”

周恩来对父亲的思念，一直贯穿于他的一生。周秉德回忆，周恩来平时很少提及自己的父亲，但在1964年8月的一次家族聚会上，他却提到：“我对父亲有很深的同情。”有一次，周恩来甚至主动谈起自己对父亲的情感。他说：“我对你爷爷非常同情。他虽没有太大的能力，月薪也从未超过30块钱，但他一生正直，没有做过一件坏事，而且他在我小时候，还曾为我遮风挡雨。”

周贻能，周恩来的父亲，1874年出生于浙江绍兴的“百岁堂”。在家中他排行老二。周贻能曾受过传统教育，考取过清朝的最高学位——“国学生”，并在官府中担任过师爷，算得上是有学问的人。

尽管周贻能的学识不及父亲，但在给儿子取名时，他却颇为用心。按照家谱，长子周恩来要取“恩”字辈的名字。“恩”在《诗经》中有“情爱”的意味，而“来”则寓意着“未来”。两字搭配，象征着对未来的美好期望，就像诗句里所言：“恩自日边来”。周贻能和妻子还给周恩来起了个小名，叫“大鸾”。“鸾”是一种象征吉祥、安宁的神鸟，寓意着家族的幸福和和平。

然而，家庭中的不幸接踵而至。1899年，周贻能的小弟周贻淦因病去世，年仅21岁，尚未有子嗣。根据当时的习俗，周贻淦因无子被认为是不孝的，妻子陈氏也因怕孤独寡妇的身份而感到绝望。为了安慰病中的弟弟，也为了给陈氏一个寄托，周贻能决定将自己不满周岁的长子周恩来过继给弟弟。

尽管这对任何父亲来说是个艰难的决定，但周贻能仍然大度地答应了这个请求。然而，即便如此的“冲喜”也未能挽救周贻淦的生命，几个月后他还是去世了。

周贻能和妻子万冬儿此后又相继生了两个孩子。为了维持家庭生计，周贻能继续担任师爷的工作，但他很快因性格直率，无法适应官场的勾心斗角，辞去了工作。之后，他为生计四处奔波，做一些文书工作和教书的兼职。

这段日子虽然清贫，但却是周贻能最为幸福的时光。他每当手头稍宽裕，就会把一些钱寄回家，给妻子万冬儿补贴家用。但妻子因长期劳累，健康每况愈下，最终病倒。周贻能接到消息匆忙赶回，却错过了妻子最后一面。在妻子去世后，周贻能按传统要求，准备了妻子的葬礼，但由于家境贫困，他只能暂时将妻子的灵柩存放在庵堂里，然后又开始为生活奔波。

此后，周贻能长期在外工作，直到1922年在哥哥周贻赓的帮助下，才终于找到了一个较为安稳的职位。然而，这段安稳的日子并未持续太久。随着战局变化，周贻能最终辞去工作，前往上海支持周恩来的革命事业。周贻能不仅帮助周恩来传递信息、运送文件，还曾在危险时刻掩护周恩来脱离困境。

1935年，经过多年努力，周贻能终于积攒了足够的钱，回到淮安，为已故妻子举行了一场体面的葬礼。葬礼完成后，他在妻子墓前守了一整天，承诺自己去世后也要与她合葬。此后，周贻能独自生活了35年，未再娶妻。

到了1938年，周贻能的生活更为困难，决定去汉口投靠周恩来。当时，周恩来也非常牵挂父亲，并向组织提出请求，希望能将父亲接到自己身边。当周恩来得知父亲即将到来时，正忙于工作，他匆匆赶往文艺界抗敌协会，但仍心系父亲，匆忙告别：“我要离开了，父亲今晚将到汉口。所有的离别，都是因为敌人带来的灾难。”

自此，周贻能在红岩村和周恩来生活在一起。虽然父子相见的机会不多，但周恩来也因此感到放心。周贻能虽然是年事已高，但仍不习惯闲暇，便在红岩村帮忙做些杂活，负责看管仓库、清扫院落等事。虽然许多人不理解，但他并不觉得自己做这些是羞耻的。毕竟，他一生忙碌，早已习惯了劳作，且不想在儿子这里寄人篱下。

1942年6月，周恩来因健康问题住院，周贻能因病住进医院时，只问：“我儿子为什么不来看我？”而此时，周恩来也正因健康原因住院，未能告知父亲。然而，7月5日，周贻能因病去世。周恩来得知消息时，情绪崩溃，不禁泪流满面，痛苦不已。当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时，周恩来强烈责备妻子邓颖超：“你怎么能瞒着我？”虽然心中满是悔恼，但他只能接受这一现实，并在父亲的灵前守夜一晚。

周恩来回忆父亲的一生时总结道：“我父亲是个老实人，一生从未做过坏事。”周贻能的一生并不显赫，但他默默奉献、为家人着想、克己奉公。他一生平凡，却又充满伟大，他的大度与坚守，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