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三国距今已有1700多年,但当时的风流人物,至今仍是我们茶余饭后的谈资,比如张飞、诸葛亮、孙权、司马懿等。近些年来,学术界兴起了研究三国人物书法的潮流,学者从历代丛帖、各地石刻、拓本入手,找到了不少已经失传的作品。
比如诸葛亮的《度得帖》《亮曰帖》《玄莫帖》、司马懿的《之白阿使帖》、张飞《八濛山铭》等,虽然真伪难辨,但极大丰富了我们的眼界。专家经过多方寻找,终于发现了“吴大帝”孙权仅存的一件书法,此作仅有7个字,以草书写成,全文为“体常欢佛寄久人”,引发了广泛热议。
据记载,孙权极善书法,尤其擅长草隶,唐代张怀瓘在《书估》中评价为其书法为“奇材见拔,绝世难求”。孙权与其子孙休、其孙孙皓并称东吴书法三家。南齐时,王僧虔还曾把这三人书法献给齐高帝萧道成。
作为东汉末年成长的士人,其草书当延续赵壹《非草书》中记载的“临事从宜”实用传统,此作保留章草的波磔笔法,如横画收笔的雁尾与字字独立的结字方式,以易识为前提,极少出现东晋王羲之式的连绵笔势。
三国时期楷书雏形已现,孙权这幅草书可见楷书的笔意,如转折处的提按,呈现“去波磔化”倾向,横画起笔渐趋平直,竖画增强垂直度,形成介于章草与今草之间的过渡形态。受简牍书写影响,结字多呈纵长取势,中宫收紧,四周笔画均匀分布。
对偏旁采用符号化处理,这种简化尚未形成东晋今草的固定符号,而是基于个人书写习惯的经验总结。孙权的书法评价始终与政治身份绑定,呈现鲜明的时代特征,张怀瓘列其草书为“能品”,评价为“体制工密,不逮张、皇,而人贵其位”,指出其书法成就受制于时代,且后人推崇更多源于帝王身份而非艺术价值。
宋代《淳化阁帖》未收录孙权其他作品,《宣和书谱》虽著录其文,却未评其书;明代陶宗仪《书史会要》称其书“有帝王气”。孙权的草书实践代表了汉末魏晋普通士人的书写水平,实用、便捷、因时制宜,却未在草法变革中留下关键足迹,真实地反映了书法艺术在脱离文人自觉之前的早期状态:当书写尚未成为独立的艺术形式,政治家的笔墨,终究是政务活动的附属品。
据明代文人杨慎《法帖神品目》记载,杭州粟山有“吴大帝黄武二年”刻字,可惜如今已不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