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作为旧中国的最大顽固派之一，尽管一生犯下许多错误，但他极擅长自我安慰，从不在自己身上找失败的原因。每当他犯下大错时，总能从外部环境中找到可推卸责任的因素。晚年时，蒋介石在日记中愤慨地提到两个人，认为他们是自己事业失败的最大“绊脚石”。那么，这两个人是谁？他们又是如何影响蒋介石的江山大计的呢？

李宗仁：从盟友到对手

第一个就是李宗仁。蒋介石认为，若不是1948年李宗仁背弃自己，要求他下野，自己就不会遭遇后来的大败。尽管蒋介石口口声声强调“个人进退应全力配合国民公意”，一切要以推动和平为目标，但实际上，他并不愿意放弃权力。在把大权交给李宗仁之前，蒋介石私下调整了多个绥靖公署领导的职务，并将银行的资产转移到广州，避免外汇和黄金落入李宗仁手中。

蒋和李的矛盾并非一朝一夕。两人第一次见面是在1926年，当时蒋介石刚刚升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李宗仁是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李宗仁对蒋介石的印象并不好，离开广州后，他曾对白崇禧说：“蒋先生劲气内敛，恐难共患难、同安乐。”然而，蒋介石很看重李宗仁，因为李的桂系势力强大，而蒋手下的军队相对较弱。为了拉拢李宗仁，蒋主动为第七军拨款，并给予李支持，渐渐拉近了两人的关系，最终结为“把兄弟”。

但是，随着李宗仁的势力不断壮大，蒋介石心生疑虑，担心李的权力会威胁到自己，于是密谋剿除桂系。尽管蒋的计划没有及时实施，李宗仁已经察觉到了这份隐忧。在“中原大战”爆发后，李宗仁联合阎锡山、冯玉祥等人对抗蒋介石，虽然这场大战快速结束，但李宗仁最终败退广西，蒋介石取得胜利。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与李宗仁重归于好，合作抗日。李宗仁屡次获得胜利，尤其是“台儿庄大捷”和随枣、枣宜会战等战役，让他声名鹊起，几乎成为了全国的“常胜将军”。然而，蒋介石对李宗仁的忌惮也逐渐加深。1943年，蒋为了削弱李的权力，将他任命为“常驻汉中行营主任”，看似升职，实则限制了李的实际权力。

抗战结束后，蒋介石再次削弱李宗仁的权力，将他调回北平，却没有给他实权。李宗仁的政治活动未曾停止，他开始与蒋介石进行更深层次的政治博弈。1948年，李宗仁申请参加副总统竞选，蒋介石虽然表面同意，但他知道副总统只是虚职，根本没有实际权力。然而，全面内战爆发后，蒋介石的失利让李宗仁的副总统职位变得至关重要。为了避免李宗仁上台，蒋介石宣布“下野”，名义上是为了推动和平，实则是通过退位来保持自己在背后的权力。

蒋介石退居奉化后，仍然操控着军政大权，不断在李宗仁主导下的一些决策上施加影响。最终，李宗仁由于被蒋操控的局面无法承受，选择出走美国，结束了与蒋的权力斗争。直到1965年，李宗仁才得以回国。

对于李宗仁，蒋介石一直心存怨恨，尤其是晚年，他多次在日记中批评李宗仁权欲熏心，认为正是因为李宗仁的“逼宫”，自己才最终失去权力，最后只得龟缩一岛。

然而，李宗仁的态度则显得更加豁达。返回祖国后，他坦然承认了自己的失败，并表示：“从我的错误中一个新中国诞生了。”这份宽容和反思让他与蒋介石形成鲜明对比。

马歇尔：美国的“钦差大臣”

第二个影响蒋介石命运的人物是美国的马歇尔将军。作为美国陆军五星上将和政治家，马歇尔在二战后被任命为美国政府处理中国内战的调停人。他的到来让蒋介石的计划完全打乱。

尽管美国政府主观上偏向蒋介石，认为他是最适合领导中国的人选，但美国也清楚，解决中国内战的关键在于蒋介石能否作出妥协。马歇尔认为，和平的前提是蒋介石做出必要的让步。因此，马歇尔一度威胁暂停对国民党的援助，迫使蒋介石采取妥协措施。蒋介石对马歇尔的调停非常反感，觉得美国派来的“钦差大臣”居然不帮助自己清除异己，反而处处与自己对立。

1946年7月，在马歇尔仍然在调停之时，蒋介石决定发动全面进攻，这让马歇尔非常紧张。马歇尔多次前往庐山试图阻止蒋介石，但蒋介石并没有改变决心，反而加大了军事行动的力度。然而，这一举动超出了蒋的预期，随着一场场战役的失败，蒋介石的优势迅速消失。美国方面也逐渐对蒋失望，马歇尔最终决定停止援助国民党。

蒋介石在日记中提到马歇尔时，批评他是“昏昧无知”，认为正是马歇尔的调停耽误了国民党统一中国的最佳时机。蒋介石认为，如果没有马歇尔的干预，国民党完全可以在短时间内赢得胜利，统一中国。

虽然蒋介石在晚年曾对自己的错误有所反思，但他始终未能放下对李宗仁和马歇尔的怨恨。他一生的失败和无奈，最终都归结于外部的阻力和自身的错误决策。而他对这两个人的心结，也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未曾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