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的影响力有多大，以至于当我们学习战国历史时，都会避不开他的名字。大家常常误以为，正是商鞅的变法让秦国变得强大，而其他六国则一直没变，导致最终被秦国吞并。实际上，变法在战国时期几乎是所有国家的共识，秦国并非唯一一个进行变法的国家。

商鞅并不是第一个进行变法的，也绝非最后一个。战国时期，不同国家都有过变法。例如魏国的李悝变法、楚国的吴起变法、赵国的赵武灵王变法、韩国的申不害变法等，几乎涵盖了所有重要国家。甚至秦献公和魏惠王的改革，也可以看作是广义的变法。

那么，商鞅变法究竟有多出色？我们可以通过三轮筛选来评估其优劣。第一轮，变法的内容应该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只有这样，变法才算得上全面。经过这一筛选，商鞅变法、李悝变法、吴起变法、赵武灵王变法、邹忌变法、申不害变法进入了下一轮。

第二轮的筛选，着眼于变法是否兼顾了所有三个方面。在这一轮中，能够同时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的，只有商鞅、李悝和申不害的变法。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虽然名声响亮，对赵国军事有很大帮助，但几乎没有涉及经济和政治；吴起变法也着重军事，虽然触及了政治，但经济领域却没有改革；邹忌变法偏向人事管理，经济和军事几乎没有涉及。

在第三轮的筛选中，我们评估了变法的深刻性。申不害变法虽然理论上完备，但他所推崇的“术治”依赖于国君的超人能力。若国君不够聪明或者不够精力充沛，变法就无法执行，实际上是空谈。因此，申不害的变法虽然理论上合理，但在执行中存在致命问题，也因而成为了浅尝辄止的改革。

在商鞅和李悝变法之间，两者都可以说是全面的改革，然而商鞅的变法在制度建设上更为深刻。李悝变法在经济和军事上取得了迅速的成效，但缺少了深入的制度体系。而商鞅则推翻了原有的体制，全面建设了新的政治制度，包括县制、爵位晋升、户籍制度、连坐法等，极大地强化了国家管理体制。因此，商鞅的变法能够持续下来，甚至在商鞅去世后，依旧能继续运行，因为秦国的各项制度已经深入人心。

从这三轮筛选来看，商鞅变法无疑在效果、全面性、深刻性等方面超越了其他变法，成为战国时期最成功的改革。

然而，商鞅的变法也并非完美无缺。很多人可能会问，既然变法如此成功，为什么秦朝最后还会在二世时灭亡呢？商鞅的改革虽然为秦国打下了强大的基础，但其中的某些缺陷也为秦国的灭亡埋下了隐患。

首先，商鞅的变法涉及了大量的惩罚措施，尤其是对百姓的刑罚极其严厉。商鞅认为，国家的治理应该重刑轻赏，这在《商君书》中有明确的描述。商鞅认为，刑罚越重，国家越强大，这种理念虽然在短期内能增强国家的控制力，但从长期来看，过度的刑罚却压迫了百姓，导致民怨四起。

商鞅的变法推行了大量肉刑，如黥刑、劓刑、刖刑等，这些手段对百姓的身心造成了无法磨灭的伤害。随着秦国扩张，百姓在这些严苛政策下逐渐无法适应，反抗情绪积压，最终导致了秦朝的政治崩溃。

其次，商鞅为秦国打造的经济体制更像是一种“战时经济”。他把整个国家的资源集中在军事和农业上，商鞅的理念是，只有农民和士兵这两种职业才是最重要的。所有的资源和奖励都来自于战场，百姓只能耕种和参战。如此专注的体制使秦国能够高效运作，但也让国家缺乏了其他行业的多样性和创新性。

商鞅的体制使得秦国在短期内具备了强大的战争能力，能够迅速扩张领土。然而，当秦国统一六国之后，战时经济的局限性逐渐显现。没有足够的土地和资源支撑这个庞大的战争机器，秦朝开始面临财政和民众的双重压力。

最后，秦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和经济体制没有能够适应统一后的复杂局面。秦朝的扩张无止境，而扩张后新的土地无法有效开发，随之而来的便是无法解决的财政问题和民众的反抗。秦始皇在这种情况下，未能有效调整战略，导致秦朝的解体。

商鞅变法虽然改变了秦国的命运，让秦国一度强大，但其制度也埋下了秦朝二世而亡的隐患。商鞅是改变了老秦人命运的最优选择，但这个选择的代价，却是秦朝的最终灭亡。

总之，商鞅的变法虽然有许多不足，但对于当时贫弱的秦国来说，商鞅的改革无疑是最有效的解决方案。历史应该感谢商鞅，正是他让秦国变得强大，甚至能够一统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