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毛主席曾评价聂荣臻元帅为“厚道人”，这一评价形容得十分贴切。聂荣臻性格温和、待人宽厚，几乎不对下属发火，治军风格温文尔雅，给人一种深厚的仁义感。张经武将军曾回忆，聂荣臻曾悄悄“帮”过自己：五十年代，聂荣臻担任代总参谋长时，军委办公厅主任张经武曾因为疏忽错发了一份文件，撤销了某团级部队。毛主席后来得知此事，批评聂荣臻的管理失职，但聂荣臻始终没有透露是张经武的过失，默默为其“扛”下了责任。由此可见，聂荣臻不仅为人厚道，而且非常讲义气。

然而，到了1958年，军队在开展“反教条主义”批判时，聂荣臻却做出了一项让人意外的决定。他公开批评了一位自己多年的老战友——萧克。萧克曾在解放战争时期担任华北军区副司令员，实际上是聂荣臻的直接下属。聂荣臻一贯对下属温和宽容，对萧克也非常尊重，然而在他们共事期间，萧克的一项工作却让聂荣臻深感不满，甚至直接批评。

1942年，萧克被调到聂荣臻负责的晋察冀军区，也就是华北军区的前身。当时，萧克在红军时期的资历稍微高于聂荣臻，且两人在抗战初期都是八路军的副师级干部。聂荣臻对萧克非常敬重，支持他在晋察冀的工作。萧克在此之前曾独立指挥冀热察挺进军，由于后勤问题和民众支持不足，部队最终难以为继，撤退后，萧克被派到晋察冀协助聂荣臻。聂荣臻更擅长政治工作，所以在军队指挥方面给了萧克很大的权限。

当时中央提倡精兵简政，要求各根据地裁减冗员，以减轻百姓负担。萧克在冀热察时期深受冗员问题困扰，所以他支持这一政策。在晋察冀，萧克实施了“大团改小团”的计划，将大约2000人的野战主力团缩减至不足900人，甚至取消了一些营级单位，撤下来的士兵要么分配到地方部队，要么复员回乡种地。这一改革的目的是减轻地方百姓的负担，精简部队，提高战斗力。

聂荣臻对于这种做法并不完全认同，尽管它符合延安的号召，他还是不太赞成，因为根据地的条件比其他地区好，兵员充足，完全不需要这样大规模地裁员。经过减员后的部队，战斗力显著下降，甚至在与日军的战斗中屡屡败北，这让聂荣臻感到非常不满。因此，1958年在“反教条主义”的背景下，聂荣臻提到“精兵简政”时，便以萧克的“大团改小团”作为反面教材，批评其过于教条。

这一批评导致萧克被免去总部训练总监部部长的职务，并最终离开了工作多年的人民军队，一直到一年后才在农垦部复职。其实，“反教条主义”本身有其历史背景，建国后的我军在许多领域模仿苏联模式，萧克所领导的部门在引进苏军教材方面尤为明显。到了1950年代后期，随着中苏关系的急剧变化，一些曾深受苏联影响的部门和将领遭遇了冲击，才引发了“反教条主义”的风潮。

除了聂荣臻，萧克与其他两位元帅的关系也并不完全顺畅。一位是彭德怀，萧克与彭德怀在军队正规化建设问题上曾产生较大分歧，尤其是在1958年彭德怀批判“教条主义”时，毫不留情地指出了萧克的问题。另一位是贺龙元帅，萧克和贺龙曾在红军时期和抗战中共事，虽然两人有过一些军事意见上的摩擦，但贺龙与萧克有亲戚关系，且1958年贺龙并没有趁机落井下石。

总的来说，萧克与聂荣臻、彭德怀和贺龙的关系，既有深厚的历史背景，也充满了复杂的个人和政治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