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8月底，以色列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重新升起国旗，标志着其52年前关闭的大使馆正式重新开放。以色列外交部长萨尔表示，这是“以色列重返非洲”，但这一表态背后隐藏着更为复杂的现实需求。

当前的以色列，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国际压力。自加沙冲突爆发以来，近两年的战火已经造成数万巴勒斯坦人死亡，联合国指控其行为涉嫌“种族灭绝”，并遭到全球各地的广泛批评。在这样的孤立局面下，恢复与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关系都显得格外重要。而赞比亚作为南部非洲的一个关键国家，成为了以色列在非洲扩展影响力的关键目标。

那么，为什么以色列如此重视在非洲的布局，尤其是选择赞比亚呢？答案可以从它的邻国——南非找到。

南非曾经历过深刻的种族隔离制度，因而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始终立场鲜明，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与自由。南非的国父曼德拉曾说：“没有巴勒斯坦的自由，我们的自由就是不完整的。”这一立场至今影响着南非的外交政策。正因为如此，南非曾将以色列告上国际法院，指控其在加沙地区实施“种族灭绝”，对以色列构成了巨大的外交压力。

对以色列来说，南非被视为非洲大陆上反以立场的“领头羊”。为了打破非洲国家对它的集体抵制，以色列选择从南非的盟友着手。赞比亚作为南非在“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SADC）”中的重要伙伴，成为了以色列外交政策的重点。

通过与赞比亚建立更紧密的关系，以色列能够在南非的“后院”制造不稳定，迫使南非在继续反对以色列时考虑到自家的利益。赞比亚则通过与以色列的合作，获得了投资和经济援助，在某些外交问题上的立场自然也会受到影响。

然而，以色列在非洲的战略远远不止外交拉拢，它有一套精心设计的“组合拳”策略。援助是敲门砖，军事合作则是捆绑带，而更深层的合作则涉及一些敏感领域。以色列的援助主要集中在农业、医疗和水利等领域，通过“马沙夫”（Mashav）援助机构，针对非洲国家的贫困、疾病以及内部冲突等问题，提供技术和资金支持。以色列的滴灌技术和医疗援助在一些国家取得了显著成效，但与世界银行或美国的庞大援助相比，这些努力依然显得微不足道。

真正让以色列能够在非洲各国站稳脚跟的是其先进的军事技术。以色列不仅向喀麦隆、尼日利亚、乍得等非洲国家出售武器，还提供无人机、监控技术等高端军事设备，帮助这些国家提高防御能力。对于长期受到内乱和恐怖主义困扰的非洲政府来说，这些技术的吸引力巨大。

通过军事合作，以色列不仅能够从中获利，还能培养一批“沉默的伙伴”。毕竟，一国的军队依赖于你的武器，情报系统依赖于你的技术，如何再公开对你提出反对意见呢？

然而，除去这些公开的合作外，以色列与某些非洲国家的秘密交易则显得更为阴暗。有报道称，以色列曾与南苏丹及索马里兰等国家的官员密谋，讨论如何将加沙的巴勒斯坦人“强制转移”到这些地方，作为交换，以色列将给予这些国家国际承认。尽管相关各方均否认了这些指控，但此类传闻本身就足以让外界质疑以色列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手段。

实际上，以色列在非洲的外交并非从今天才开始。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非洲独立潮兴起，以色列作为一个新兴国家，曾与许多非洲国家建立了外交关系，并在联合国中赢得了大量支持。然而，1973年的“十月战争”使得以色列与非洲的关系急转直下。尤其是以色列对埃及的军事打击，让非洲各国普遍视其为侵略者。此后，二十多个非洲国家与以色列断交，以色列迅速成为非洲的“外交孤儿”。

时至今日，历史似乎正在重演。加沙冲突让以色列再次陷入国际孤立，而非洲联盟（AU）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的立场更是坚定无比。最近，虽然以色列成功获得了非盟观察员地位，但很快便因其在加沙的行为受到反对，外交官甚至被赶出了非盟的会议场。这个场面，显现出非洲对以色列的排斥依然深厚。

面对这种困境，以色列只能改变策略。它不再盲目寻求非洲的普遍接纳，而是采取精确的外交突破，以拉拢一些国家在联合国投弃权票。例如，在2023年底的联合国投票中，赞比亚、南苏丹、埃塞俄比亚等六个非洲国家投了弃权票，这对以色列来说无疑是一场胜利。

然而，非洲的外交态势并非单纯取决于政府的立场，民间的情感才是更为重要的因素。分析人士指出，非洲各国的民间支持巴勒斯坦的运动近年来快速增长，尤其是在南非、肯尼亚等地，民众的声援活动不断。非洲民众对于巴勒斯坦的支持，往往与他们自身历史上被殖民、争取独立的经历紧密相连。这种情感纽带让巴勒斯坦问题在非洲民众心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如果以色列的政府政策与民众情感脱节，长期来看可能引发更为广泛的反弹。因此，以色列的非洲战略，是否能够突破民间的阻力，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这让人不禁联想起古代汉代的张骞出使西域。当时，张骞不仅依赖军事和经济合作，还重视建立与各国的信任和长期友好关系。只有单靠短期利益，任何外交关系都可能因局势变化而崩塌。如今，以色列在非洲的外交，也面临着同样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