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末年,群臣如落叶,湘军已凋零得差不多了。曾国藩走了,左宗棠也走了,李鸿章死在了庚子议和的路上。
只剩一个刘坤一,还在江南一带苦撑。他不是喊口号的人,不爱出风头,却两次拉住了历史的缰绳。一次,他保住了清朝南方的根系,一次,他推动了近代中国制度转型的开头。
他没有湘军前辈的光环,但有最后的定力。这个人,正经八百,是湘军的“谢幕将”。晚清要完的时候,他撑过;中国要变的时候,他也没躲。
1900年,北京陷落,紫禁城空了,慈禧逃了,列强打进来了。清廷仓促对十一国宣战,一纸檄文全国传,局势烂得一塌糊涂。
这时候,南方各省督抚开始商量,该怎么保自己一亩三分地。有人在观望,有人准备北上增援,刘坤一却挑了最冒险的一步:联合张之洞搞“东南互保”。
时间是1900年6月26日,张、刘两人以两江、湖广总督名义,电告驻沪英使窦纳乐,表示将“保障中外商民安全,维护使馆和洋人利益,南方不参与战争”。随后,浙江、福建、山东等多地相继响应。这封电报一出,等于否定了朝廷正式对列强宣战的命令。
地点是在南京,刘坤一坐镇两江总督衙门,电报一封接一封往北打,同时布防各口岸。英、美、法、德几国领事也直接与他联系,要求保护侨民与使馆,他一一回应。甚至日本驻上海使馆也对刘、张二人发文感谢。
当时,全国火车停摆,运河被截,军饷断供,长江一线却没乱,靠的就是这个“互保协议”。洋人得了安稳,清廷得了喘息,民间也没卷进义和团的无差别厮杀。南方就这样,被刘坤一稳住了。
他给朝廷发的密电上写得明白:“东南半壁,如失其守,社稷无根。”话说得直,责任他也扛。面对守旧派批评“违旨抗命”,他没回嘴。只回了一句:“国将不国,何来守命?”
东南互保持续了一年多,成了晚清挽救政治重心南移的分水岭。最终议和签字时,南方成了谈判的筹码,也是清廷能苟住的资本之一。刘坤一用一次不服从,换了大清最后三年喘息。
大清是苟住了,但历史不会等人。老屋子暂时没塌,还得翻修,刘坤一又开始干另一件更难的事。
庚子后,朝廷如梦初醒。光绪皇帝被重新扶上前台,开始搞所谓“新政”。但真正动起来的人,不是京官,是地方督抚。这批人中,能写奏折的不少,能推实事的没几个。刘坤一是个例外。
1901年,他在两江总督任上,提出“新政六条”,内容涵盖教育、实业、军事、税务、交通、警政六个方面。这不是空口白话,每一条都有预算、有措施、有时间表。更重要的是,他真的推动下去了。
先说教育。1901年,他下令江苏、安徽、江西三省全部裁撤义学,改办新式学堂。并亲自捐资在南京设立“江南师范学堂”,引进日本教材,聘用中西兼通的教官。学堂开设地理、算术、体操、政治课,这是晚清头一遭。
再说军政。刘坤一主张裁旧军、建新军。他将湘军旧部整编为“江南新军”,开始引入德式军训制度。到1902年,江南新军已分设四营,总兵力6000人,武器由德商提供,训练体系仿照德国军制。
在铁路方面,他主张省道联通。1902年,他推动“江宁至镇江铁路工程”开工,并写信敦促直隶督办协调津沪铁道合并通车。他给朝廷讲:“路通则市活,市活则国不亡。”
还有一项特别动作——设“江南警务学堂”,首创西式警政体系培训。上海、苏州、南京三地试点城市警察制度,由地方招考、统一训练。这套机制后来被袁世凯采纳推广。
刘坤一的新政,不是改革派那种“空中楼阁”,也不同于顽固派的“纸上折子”。他是把湘军传统里那套“士绅为主,实干为要”的体系,变成制度推行的路线。
旧世界里生的人,敢把刀伸进制度的骨头里,这才叫本事。可惜,他刚动完骨头,就到了谢幕时刻。
刘坤一1830年出生湖南新宁,同乡亲戚多是湘军出身,祖上亦为地方儒士。他年轻时跟随曾国藩南征北战,先后参与过江西、安徽、湖北三地平叛,官至提督。是典型“文转武,武转政”的湘军路线人物。
曾国藩死后,湘军进入“后曾”时代。左宗棠西征,李鸿章北顾,湘军系统开始分化。刘坤一一度跟随李鸿章出任直隶协办,后调至南方自立门户。他虽未自封“湘军正统”,但实际掌控着整个南方湘籍武装势力的核心。
与李鸿章比,刘坤一不尚权术,不好门客。他拒绝营建“淮系”那种政客网络,坚持“地方任用本地人,外调只凭本事”。两江总督任内,他不用门生,也不用保荐,只看实绩。
更难得的是,他不贪。他在南京总督任内,三年不改衙门家具,年终报账亲自过目。他去世后,遗产除了一幢旧屋,只有账本四册,连子孙读书的钱都不足。
这是一种什么态度?是湘军精神最后一股清风。不是打天下的血性,而是守天下的定力。
1902年刘坤一病逝于南京,终年73岁。清廷下令国葬,赐谥“文正”。张之洞亲撰挽联:“世乱无奇士,湘军剩一人。”这句话,不是客套,是事实。
他之后,湘军系统彻底消散。南方进入督军时代,文治政治告终。
刘坤一不是那个创造时代的人,他是最后守住时代底线的人。湘军的故事,走到他这儿,谢幕了,但也算交了份答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