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在谈起古代社会时，总免不了提到“三妻四妾”的现象。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豪门望族，甚至一些富裕的平民之家，都普遍存在男子纳妾的习俗。

许多人以为，纳妾的唯一目的就是传宗接代，延续香火。然而，真相远比表面复杂。除了生育后代，古代男子纳妾还有一更重要作用，如今为人们所不齿。

在重视血脉传承的古代社会，宗法制度是维系家族与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柱。“不孝有三，无后为大”这句话，几乎成了古人心头的一根弦。一个家族若后继无人，不仅香火断绝，还意味着祖先祭祀无人承接，爵位与田产可能会被宗族其他支脉分走。

因此，纳妾被视为一种正当且必要的行为，特别是在正妻迟迟未能生下男嗣的情况下。许多家族的正妻甚至会亲自张罗，为丈夫物色合适的小妾。她们深知，哪怕妾所生的孩子，在名义上仍归自己名下，这样至少能保住家业不至于旁落。

比如明清两代，爵位传承必须有男性继承人。如果某户人家绝嗣，宗族中最亲近的兄弟或侄子便会来承袭。对正妻而言，这意味着一旦丈夫早亡而自己又无子，便极可能沦为寄人篱下的寡妇，失去在夫家的地位与保障。因此，主动让丈夫纳妾，反倒成为她们保全自身的一种无奈选择。

除了宗族传承的压力，纳妾还有现实层面的考虑。古代缺乏有效的避孕手段，而妇女怀孕生子在医疗条件极差的背景下，本就是一件高风险的事。难产、产褥热、出血，常常导致母子俱亡。

对于稍有积蓄的家庭而言，纳妾不仅能让妻子分担生育压力，也是一种降低风险的方式。正妻可以在较少频繁怀孕的情况下养护身体，而妾则分担了为家族延续血脉的责任。

在很多家族谱牒中都能看到这样的记录：正妻生子不多，但庶出的子嗣却往往成群。这并非偶然，而是制度与现实共同作用下的结果。

古代婚姻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尤其是士大夫与豪商之家，婚姻更像是一场政治或经济的结合。男方看重女方的家世与门第，女方家族则往往在意男方的功名与财富。

因此，即便夫妻名义上结合在一起，也未必有真正的感情。正妻或许贤良淑德，却并非男子心中的理想伴侣。在这种背景下，男子通过纳妾，满足了自己情感与生理上的需要。

到了清代，社会上甚至流行一句俗语：“娶妻娶德，娶妾娶色。”妻子强调德行，强调家族的长远利益；而妾则讲究姿色与才艺，满足的是男子个人的私欲。

《红楼梦》中就有不少例子。贾政的赵姨娘虽然是小妾，但却生有子女；而贾琏的小妾秋桐，一度受宠，却随着时间推移而失宠，最后境遇凄凉。这类描写，折射出小妾在家庭中的地位与命运。

在现实生活中，妾的来源多种多样。有的是贫困人家因生活所迫，将女儿卖入豪门；有的是青楼女子被富商赎买，转为妾室；也有奴婢因姿色出众，被主人提拔为妾。

明清文献中，常见富商一次性购买数名女子为妾的记录。例如金陵某商人孙艾，便曾花费巨资同时买下数名妓女，充作妾室。这种“买妾”行为在当时并不少见。

然而，妾的地位十分卑微。她们不能与正妻平起平坐，往往只是家庭中的附属。她们所生的子女，必须归正妻名下，称正妻为“嫡母”。她们自己在称呼丈夫时，也不得称“夫君”，而是以“君”或“爷”来表示。

《红楼梦》中赵姨娘虽然生下贾环和探春，但依旧抬不起头，甚至月例银子还不如几个大丫鬟。这种差距，充分说明了妾在家族中的尴尬地位。

除了生育与情感层面的因素，纳妾在古代社会还有一种明显的炫耀功能。

在明清之际，士大夫与豪商大户往往以妻妾数量来彰显自身的财富与身份。谁家小妾众多，谁家小妾貌美才艺出众，常常成为社交场合的谈资。

一些场合里，男主人甚至会让妾室出面助兴，比如在宴席间为宾客斟酒、歌舞。这种展示，不仅体现了男主人的财力，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在这种氛围下，纳妾逐渐从宗族制度的需要，演变成一种社会时尚。一个达官贵人若没有妾室，反倒会显得不合时宜。

在这种制度下，妻与妾之间的关系极为复杂。正妻作为“嫡母”，拥有无可动摇的权威，她们既能庇护妾所生的子女，也能压制妾室本身。

妾室则常常处于尴尬的地位。她们既不是奴仆，又不能算作真正的家族成员。她们的存在，更多是被动的，被正妻利用，被丈夫掌控。她们的人生几乎完全依附于男性的意志。

从许多古籍的记载中可以看出，一旦丈夫失宠，妾室往往会陷入悲惨境地，甚至被转卖、遗弃。这种不稳定的身份，使得妾成为古代家庭结构中最脆弱的一环。

综上所述，古代男子纳妾的原因，远不止延续子嗣那么简单。它既有宗族制度与生育风险的现实考量，也有门当户对造成的情感缺失，还有财富与地位的炫耀成分。

然而，随着时代的进步，这一制度早已退出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