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深秋十月，紫禁城内传出一道震动朝野的圣旨：明神宗朱翊钧派遣心腹宦官张晔前往通州张家湾设立税关，专司商税征收。不久后，又命宦官王朝赶赴天津督办店铺税赋。自此之后的两三年间，大批税使如蝗虫般涌向全国各地，形成了明朝历史上臭名昭著的税使乱政。近来有些读者留言，认为派遣税使实属明智之举，尤其针对富庶的江南地区商贾云集却税赋难征的情况。但令人深思的是，既然朝廷如此大张旗鼓地征税，为何大明王朝的国势反而急转直下呢？ 一、苛捐杂税横征暴敛

首先必须澄清一个关键事实：并非商贾抗税不纳，而是万历皇帝在正税之外巧立名目，横征暴敛！当时明朝内忧外患，既要应对西北边患，又要镇压西南叛乱，加之乾清宫、坤宁宫接连遭遇火灾，国库确实捉襟见肘。然而万历皇帝并未延续张居正改革时一条鞭法的良政，反而将贪婪的目光投向了民间商业。他派遣大批宦官充当税使，以开矿征税为名，行搜刮民脂民膏之实。这些宦官手持圣旨，在各地设立税卡，其手段之狠辣令人发指。 税使们在地方上主要采取两种盘剥方式：其一为重复征税。以长江水道为例，这条贯通东西的黄金水道原本商船如织，税使们却在短短三四百里的航段上，竟设下五六处税卡。商船每过一关都要缴纳重税，有些货物经层层盘剥后，税额竟超过货值数倍。其二为包税制。当商户不堪重负纷纷破产后，税使便将税额强行摊派给当地富户。苏州富商周氏被摊派十万两白银，最终变卖家产仍不足数，全家老小竟投河自尽，此类惨剧在万历朝后期屡见不鲜。

二、商业凋敝民生困顿 万历皇帝原指望通过税使充实内帑，但这些杀鸡取卵的做法非但未能缓解财政危机，反而加速了王朝的衰亡进程。最直接的恶果就是导致明朝蓬勃发展的商品经济遭受毁灭性打击。据《明实录》记载，隆庆年间河西务、临清等主要钞关年入白银四十余万两，到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已锐减至三十万两，至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更暴跌至二十六万两。 如此触目惊心的衰退背后，是税使暴政对商业生态的致命破坏。以运河重镇临清为例，这个曾经商贾辐辏，百货云集的商业都会，在税使肆虐数年后，三十二家绸缎庄倒闭二十一家，七十三家布行关门四十五家，各类杂货铺更是一下子消失了四十一家。最令人唏嘘的是，当地三十八家商帮的掌柜，最终只剩下两人苦苦支撑。在丝绸业中心苏州，数以千计的染坊工匠、织布工人因商户倒闭而流落街头，曾经机杼声声的作坊区变得门可罗雀。 三、宦官贪腐中饱私囊 面对朝中大臣的连番谏阻，万历皇帝仍一意孤行地派遣矿监税使，那么这些如狼似虎的税吏究竟为皇室贡献了多少财富呢？据宫廷档案记载，全国税使年均进贡白银171万两、黄金3600两。但实际征收数额远超此数——据估算，仅山东税监马堂一人，每年搜刮的白银就达二十五万两之巨，而上缴内廷的仅有七万八千两。他在山东横征暴敛七年，私吞白银竟达一百三十余万两！山西税监孙朝每年实征四万五千两，却只上缴一万五千八百两。综合各地情况，税使们贪污的比例高达三分之二，这些蛀虫打着皇家的旗号，干的却是掏空国本的勾当。如此饮鸩止渴的敛财之道，岂能挽救日薄西山的大明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