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王朝历史中,朝臣与君主之间的权力博弈始终是一个引人深思的话题。以汉代为例,丞相曹参与汉惠帝的冲突就颇具代表性。据《史记》记载,当时汉惠帝对曹参萧规曹随的施政方针极为不满,甚至产生了怨恨情绪。然而面对天子的不满,曹参非但没有诚惶诚恐地请罪,反而以高帝与萧何定天下为由,对年轻的皇帝进行了一番治国之道的教导。这种敢于直谏的行为,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中实属罕见,充分展现了曹参作为三朝元老的政治胆识。
这种君臣博弈的现象在明清两代呈现出截然不同的发展态势。通过对比研究可以发现,清代大臣与皇帝之间的直接对抗程度明显弱于明代。究其原因,制度设计的差异无疑是最关键的因素。
明代的内阁制度具有鲜明的特点:朝臣奏章需先呈递皇帝御览,皇帝批阅后转交内阁议处。内阁大学士们会在文华殿集议,将处理意见用票拟的方式贴于奏疏之上,再呈皇帝裁定。皇帝用朱笔圈阅后,由内阁中书舍人根据圣意草拟诏书,最后经六科给事中审核后交六部执行。在这一流程中,内阁的票拟权往往能左右最终决策。特别是在万历皇帝长达二十八年不上朝的极端情况下,首辅张居正等人实际上掌握了朝廷大权。这种制度设计使得内阁大臣们底气十足,他们不仅敢于在朝堂上据理力争,甚至会在草拟诏书时偷梁换柱,造成既定事实。
面对这种情况,明代皇帝常常陷入被动。因为制度已成定制,贸然改革势必引发文官集团的集体抵制。于是皇帝们不得不倚重身边的宦官势力来制衡文官,但效果往往适得其反,反而加剧了党争。
清朝入主中原后,为稳定统治,基本沿用了明朝的政治制度,内阁(清初称内三院)也被保留下来。但顺治帝敏锐地意识到,若不加以改革,自己很可能重蹈明朝皇帝的覆辙。因此他决定在制度尚未固化前进行关键性调整。
顺治帝的改革极具针对性。他发现在奏章处理流程中,众议和草诏两个步骤最容易产生权力旁落。为加强皇权,他创造性地建立了御门听政制度:每日清晨在乾清门设御座,令内阁大臣轮流将待处理的题本当面呈阅。皇帝当场听取汇报,与大臣直接讨论,并即时做出裁决。整个过程都在皇帝亲自监督下完成,确保政令完全体现圣意。
这种制度设计巧妙地将决策权牢牢掌控在皇帝手中。在天威咫尺的压力下,大臣们只能谨慎进言,而皇帝则能全面掌握政务实情。正是通过这样的制度创新,清代成功避免了明代后期皇权旁落的局面,为康乾盛世的出现奠定了制度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