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夏朝的历史研究，一直是考古学界最具挑战性的课题之一，被学者们称为中国考古学的哥德巴赫猜想。尽管我们已经发现了重要的二里头遗址，并实施了国家级的夏商周断代工程，但关于夏朝的诸多谜团依然未能完全解开。就连夏商周断代工程的最终报告，在学术界也引发了持续不断的争议和讨论。 让我们从日本学者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这个古老王朝。在之前的多次研究中，我曾提出一个观点：从考古发现来看，夏朝似乎被分割成了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阶段。一方面，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的绝对年代测定显示其存在于公元前1750年至前1520年之间，持续时间仅200余年。这与《竹书纪年》中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与无王，用岁四百七十一年的记载相去甚远，更无法印证《晋书》夏年多殷的说法。另一方面，在公元前2000年至前1600年这个被认为是夏朝纪年的范围内，除了二里头遗址外，再没有其他遗址能在规模和影响力上与之相提并论。 二里头考古工作队前队长许宏教授曾直言不讳地说：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二百年间，考古学上完全看不到与传世文献相对应的'王朝气象'。因此，夏商周断代工程报告在认定二里头遗址为夏都斟鄩的同时，也不得不承认这里可能只是夏朝晚期的都城。报告指出：以王城岗遗址二、三期为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晚期遗存，应是考古学上探索早期夏文化的主要对象。 然而，王城岗遗址的年代已经延伸到了龙山文化时期。无论是从城址规模（面积仅30万平方米，约为二里头遗址的十分之一）还是文化渊源来看，王城岗遗址所代表的河南龙山文化都很难被视为二里头文化的直接源头。事实上，河南龙山文化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宽泛的概念。例如，在崇山一带，王湾类型的河南龙山文化以深腹罐为主，同时存在鬲；而煤山类型则以鼎为主要特征。仅在这相邻的两个类型之间，就存在着如此明显的差异。

二里头文化的日用陶器（反映下层平民生活）确实源自本地的河南龙山文化王湾类型，但其铜器、玉器、陶质礼器以及丧葬习俗（代表上层文化）却呈现出明显的多元性特征。基于这些考古发现，我们可以得出两种可能的结论：

第一种可能是：二里头文化从始至终就是完整的夏文化，二里头遗址并非夏朝晚期的都城，而是整个夏朝时期的王都。第二种可能是：夏朝脱胎于尧舜时代的天下万邦格局。在夏朝前期，各地仍处于互不统属、征战频繁的状态，与龙山文化晚期并无本质区别。所谓的夏朝，可能只是众多城邦中较为强大的一个。直到公元前1800年后，随着各地龙山时代聚落城邑的社会大崩溃，夏族才乘势崛起，建立了多元归一的王权政治。换句话说，夏朝可能由两部分组成：一半是真正意义上的王朝，另一半则是对一个特定历史时期的统称（类似于后世所称的南北朝）。

然而，日本学者对夏朝存在时间的判断更为激进。京都大学中国考古学专家冈村秀典教授从宫廷礼仪的出现时间入手进行研究。他认为，二里头文化三期开始建造的1号、2号宫殿以及配套礼仪性玉器的使用，标志着中国传统宫廷礼仪制度的建立，也象征着中国王朝时代的开端。关于夏王朝的终结时间，中日学者的观点较为一致，都认为夏商更替发生在二里头文化的三、四期之间，因为象征王权的1号宫殿在四期时遭到毁弃。

二里头文化持续约200余年，分为四期。其中第三期为公元前1610年至前1560年，第四期为公元前1560年至前1520年。中国学者以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为代表，根据偃师商城的建立时间，将夏商更替的时间点定在公元前1600年。这意味着从二里头1号宫殿始建（象征夏朝建立）到偃师商城始建（象征夏朝灭亡），间隔仅10年左右。按照这种推算，夏朝可能和秦朝一样短命。即使考虑到王朝覆灭后其文化遗存仍会延续数十年的因素，将二里头文化终结时间（四期晚段）作为夏朝灭亡时间，从1号宫殿始建到文化结束也不足90年。因此，以冈村秀典为代表的日本学者认为：早于商王朝的中国第一个王朝是相当短命的，《竹书纪年》记载的从禹到桀471年的说法本就令人难以置信。

这就形成了中日学者之间的明显分歧。虽然中国也有不少研究者认为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朝始建年定得过早，但经过重新推定的始建年仍在公元前2000年至前1950年之间，并以天文学推算的禹时五星汇聚（公元前1953年2月24日）作为佐证。也就是说，绝大多数中国学者都倾向于认为二里头文化并非全部夏文化，并试图在新砦文化和河南龙山文化中寻找更多证据。这与日本学者主张的夏朝始建年存在200年以上的差距。

那么，为什么日本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三期才象征夏王朝建立呢？除了宫殿这一重要标志外，他们还提出了以下论据：

首先，二里头1号宫殿建有6000平方米的中庭，可容纳约1000人举行朝会、祭祀等活动，这就是后世所称的朝廷（朝指朝见君王，庭指中庭）。宫殿周围建有规整的长方形宫城，设有供外臣进入的外朝入口和供王室行政的内朝。这表明从此时开始，二里头已经能够将众多没有血缘关系的部落集团聚集在一起朝见君王。

其次，在二里头文化三期之前，各类玉器主要出土于祭祀坑；而三期之后，玉璋、玉刀、玉戈等玉器大量成为贵族随葬品。这意味着玉器的功能从祭祀用玉转变为礼仪用玉。诸侯觐见需要向君主献上玉圭，君主任命诸侯时授予玉器，臣下朝见需手持笏。这些都标志着君臣礼仪制度的建立。 第三，二里头文化一、二期共发现箭簇48件，三期突然增至209件，四期达到249件。同样的情况也出现在二里头文化的东下冯类型：一、二期共出土箭簇8件，三期突增至105件，四期为108件。作战武器的激增，与王朝的军事扩张密切相关。

由此可见，与国内学者注重文献记载与考古发现的比对研究不同，日本学者更倾向于从生活方式和出土器物的功能来重构夏朝的历史面貌。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在二里头遗址发现初期，中国学者曾就这里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争论数十年，直到在6公里外发现偃师商城，通过比较二者陶器和宫城布局的差异，才最终确认二里头为夏都。而日本学者则关注更具体的细节：他们发现二里头1号宫殿室内有9个炉灶和8个烟筒，周围散落大量烧焦的兽骨，认为夏人偏好烤肉；而偃师商城为代表的商文化遗存中，这种饮食方式几乎不见，商人主要以煮食为主，因此出土了大量适合烹煮的鬲。这种差异清晰地表明，二里头和偃师商城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化族群。

如果将二里头文化三期视为夏王朝的开始，那么大禹治水建立夏朝的传统说法就难以成立。日本学者认为，在河南龙山文化向二里头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中原地区并未遭受严重洪水灾害，因此夏朝的建立与治水无关。但这并不意味着上古大洪水没有发生。气象学研究显示，从公元前3000年开始，中国北方确实出现过因气候异常导致的洪涝灾害。郑州大学张莉教授的研究表明，约公元前1900年，华夏地区确实经历了一次由洪水引发的巨大灾难，导致龙山文化时期的许多聚落突然毁灭，聚落总面积缩减至原来的21.45%，降幅高达78.55%。

然而，这场大灾难与二里头文化兴起之间存在150年的时间差，与二里头三期更有300年的间隔。如果夏朝和大洪水都确实存在，如何解释这数百年的时间差？按照冈村秀典的观点，夏朝的建立不应考虑洪水因素；而中国学者则认为，正是大洪水打破了龙山时代以血缘为纽带的部落格局，为夏族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这就产生两种可能性：一是大洪水使夏族成为受益者，各部落开始归附，但此时的夏政权与尧舜时代差别不大，直到中晚期才在伊洛平原建立稳定都城（二里头）；二是二里头本身就是完整的夏朝，而此前的数百年空白期可能根本没有统一的政权存在，中国王权政治一度陷入低谷。要确定哪种可能性更接近史实，还需要更多考古发现，特别是关于早期夏都的实证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