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者们普遍认为，唐太宗李世民的皇位继承存在严重的合法性问题。公元626年爆发的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以极端手段杀害兄长李建成、逼迫父亲李渊退位，这种通过暴力夺权的方式在中国传统政治伦理中向来备受诟病。中国古代政治文化特别强调名正言顺的重要性，正如《论语》所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因此，李世民登基后首要的政治任务就是通过各种方式塑造自己的统治合法性，使这场血腥政变看起来更具正当性。

在确立政治合法性的过程中，李世民首先着力宣扬自己的卓越功绩。客观而言，李世民确实为唐朝的建立立下了汗马功劳。自武德元年（618年）李渊称帝以来，唐朝为统一天下先后发动了六次重大战役，其中四次都是由李世民亲自指挥的。在平定薛举、刘武周、王世充、窦建德等割据势力的过程中，李世民展现出非凡的军事才能，可以说唐朝的半壁江山都是在他的指挥下打下来的。登基后，他又开创了著名的贞观之治，使唐朝国力蒸蒸日上。然而，李世民并不满足于此，他进一步通过干预史书编撰的方式，刻意贬低父亲李渊和兄长李建成在开国过程中的贡献。在官方史书中，晋阳起兵被描绘成由李世民一手策划，而李渊则被塑造成一个优柔寡断、需要依靠儿子才能成事的形象。这种历史书写策略明显是为了强化李世民比父兄更适合当皇帝的政治叙事。

在树立功绩形象之后，李世民又精心打造自己宽厚仁德的君主形象。他对退位的李渊表现出形式上的孝道，虽然这种孝心更多是政治表演而非真情实感。玄武门之变已经充分暴露了父子关系的真实状况，但李世民仍然坚持定期向太上皇请安问好。不过从一些细节可以看出这种孝道的虚伪性：李世民登基后立即修缮隋朝的仁寿宫作为自己的避暑行宫，并将其改名为九成宫；而李渊居住的大安宫却年久失修，条件简陋到连监察御史马周都看不下去，专门上书建议改善太上皇的居住环境，但李世民始终没有采取有效措施。这种表面恭敬实则冷淡的态度，反映出李世民对父亲当年在储位之争中摇摆不定的怨恨仍未消弭。

在对待政敌旧部方面，李世民展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他不仅没有大规模清洗李建成、李元吉的旧部，反而重用其中的贤能之士。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魏征，这位曾为李建成出谋划策的谋士在玄武门之变后被带到李世民面前。当李世民质问魏征为何离间他们兄弟时，魏征直言不讳地回答：如果太子当初听从我的建议，就不会有今天的结局了。这种耿直反而赢得了李世民的赏识，后来魏征成为贞观年间著名的谏臣。同样，曾与秦王府将士激战的冯立、薛万彻等将领，在政变后逃入山林，李世民多次派人招抚，最终使他们归顺朝廷。这种宽大政策有效安抚了原太子集团的势力，为政权平稳过渡创造了条件。

然而，李世民的宽容是有限度的。他对李建成、李元吉的儿子们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几乎在掌握大权后立即将十余名侄子全部处死，其中年长的不过二十岁，年幼的还在襁褓之中。这种残酷行为背后的政治逻辑十分清晰：这些孩子与李世民有杀父之仇，长大后可能成为政治隐患。即便他们本人无力复仇，也可能被其他政治势力利用。更重要的是，参与玄武门之变的功臣们也不愿看到这些隐患存活。相比之下，李世民对李建成、李元吉的女眷则网开一面，不仅没有加害，还给予了一定的政治待遇。李建成的女儿李婉顺被封为闻喜县主，李元吉的五个女儿也都获得封号。最引人注目的是，李世民甚至将弟弟李元吉的王妃杨氏纳为自己的妃子。这种区别对待充分体现了李世民的政治算计：在男权社会中，女性被认为不具备政治威胁，因此不必赶尽杀绝；而对可能威胁皇权的男性后代，则必须斩草除根。

通过这一系列精心设计的政治操作，李世民成功地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功勋卓著、宽厚仁德的明君形象。他既展现了必要的政治铁腕，又在适当时候表现出宽容大度，最终确立了其统治的合法性，为贞观之治奠定了政治基础。这种刚柔并济的政治智慧，正是李世民能够成为中国历史上最杰出帝王之一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