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立国之初，开国皇帝赵匡胤就深知都城开封周边皆为平原，不似长安有山河天险屏障可守。一旦北方边境被辽军攻破，辽军便可长驱直入，直抵汴京。他因此提出迁都的构想，设想先迁往洛阳，再择机迁都长安。他曾说过：“吾将西迁者无它，欲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此言反映出他希望借助山川形胜来减少军费开销，以稳固国本的长远考虑。

然而，继位的宋太宗赵光义并不认同此策。他在开封经营多年，不愿因迁都而动摇根基，于是借“在德不在险”之说回绝了兄长的遗议，强调只要施行德政，定都何处皆可安天下。赵匡胤虽曾深思熟虑，但最终也认可了弟弟的说法，从而使得北宋早期的迁都之议不了了之。

随着北宋的覆亡，后世学者多将开封被定为都城视作北宋灭亡的根源之一。国学大师钱穆先生更是直言：“北方的强敌一时既无法驱除，而建都开封，尤使宋室处一极不利的形势下，藩篱尽撤，本根无备。”此论一出，后继学者多有附和，视之为定论。

但这一观点并非毫无争议。事实上，洛阳、长安虽有天险可依，却也并非万全之地；而开封虽平原开阔，却也并非一无是处。将北宋的灭亡单纯归咎于地理形势，未免过于牵强。譬如靖康之耻，金军围困开封时，宋军数量数倍于敌，却因军纪涣散、士气低迷，未战先溃。第一次围城，金兵鼓噪即可吓退数十万宋军；第二次围城，宋军勤王兵力远超敌军，却仍然不敢出战。如此孱弱的战斗力，岂能单凭城池地形挽救？

有人或许会说，若定都长安，凭潼关天险便可阻挡金军。然而史实已然证明潼关并非铜墙铁壁。建炎三年，金将娄室率军自蒲坂渡河，直入关中，宋军十余万不战自乱。金军随后东西夹击，一举突破潼关，长驱关中，足见险关亦非绝对保障。

归根结底，北宋的覆亡主要源于积弊已久的体制与军事问题，而非都城所在。北宋“承平百年”，文治昌盛却兵备废弛，禁军冗员众多而战斗力低下，这才是真正的病根。无论是长安还是洛阳，都难以挽救这一深层次的困境。

更值得注意的是，北宋经济重心已逐渐南移，粮食主要依赖南方供应。幽云十六州未能收复，北方难以负担京师与禁军庞大的粮食开销，因此漕运成为生命线。而大运河南抵开封最为便利，若迁都洛阳或长安，漕运断绝，粮食供应难以为继，根本无法长期支撑百万京师人口与庞大禁军。

至于城防，北宋并非不知开封平原无险可守，因而修筑了极为坚固的防御体系：三道城墙、五重防线，使得金军两次围城都未能真正破城。最终沦陷，并非城池不固，而是宋钦宗懦弱无能，主动放弃抵抗，甚至禁止百姓与金军对抗，才导致“靖康之耻”这一民族悲剧。

正如南宋学者章如愚所言，长安“便于防”、洛阳“便于利”、开封“便于战”，各有优劣。开封的最大优势，正是漕运便利，能够保障中央政府和禁军的粮食供应，从而支撑“强干弱枝”的政策。北宋最终选择开封，并非全然失策，而是综合现实条件下的理智选择。

由此观之，北宋灭亡的根源并不在定都开封，而在制度与人事。把责任完全推给地理环境，不仅忽略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也有失公允。